中共四川大学委员会主办  四川大学报编辑部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51-0801/G  总编:徐海鑫

川大之源:四川尊经书院纪略(四) :尊经少年录

来源: 2018年04月23日 作者: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朝皇帝奏准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再过三年,又颁《改书院为学堂上谕》谕令。又过一年,其时为中国旧历壬午年,再颁《钦定学堂章程》,仿照西方设立完全西化的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堂,此即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壬午学制”。随后,四川总督奎俊奏请朝廷批准,锦江书院与尊经书院同时改制,并与四川中西学堂合并为四川通省大学堂。四川中西学堂建于1896年,是今日四川大学的前身,合并而入的两所书院也被教育史专家认定为四川大学的历史正源。

尊经少年各领风骚

张之洞离蜀之后仍惦记着蜀中弟子,他在给继任者谭宗浚的信中说:“身虽去蜀,惟一尊经书院惓惓不忘。”他的弟子们也对老师怀着同样的情感,廖平就曾绕道前往太原等地拜谒过张之洞。宋育仁也曾从北京去湖南敬谒王闿运。另一位弟子吕雪堂还曾追随王闿运去了湖南继续深造。张王的人格魅力是非凡的,道德文章也足以叩动人心。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王闿运“力挽颓风,以实学教诸生,以德感人,且以议论贬当世”的作派浸润学子很深,无论这些徒子徒孙在后来的神州鼎沸中如何地争奇斗妍,甚至“离经叛道”,其底色都脱不掉或多或少的尊经书院的烙印。

荣县人吴玉章曾在尊经书院有过短暂浸染,几十年之后,当他回忆起书院的日子,同学之间对国学的修习,对维新的追慕情景仍历历在目。有如此影响,使他“从小便养成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而他在倥偬岁月中也未忘对学问的钻研,除获革命家之誉,还被邓小平称赞为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南充人张澜也曾在尊经书院读书,这位“川北圣人”满腹经纶,频繁的社会活动也未能阻止他下笔为文,有《说仁说义》《四勉一戒》《中国需要真正民主制度》《墨子》以及百余首古体诗留传后世,学问的底色造就了他们与职业革命家不一样的风度。与张澜一样,青神人邵从恩也是从尊经书院走出去的民国名士,曾以当面质问蒋介石何以不停止内战而名扬全国,享有“和平老人”美誉。

在书院历史上,对拔尖人才有“尊经四杰”“尊经五少年”之说,又有《尊经十六少年歌》流布,在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史上,“革命、维新、学术”,这六个字是尊经少年们的主题词。

绵竹人杨锐,“当世杨雄”,血染菜市口的“戊戌六君子”,留下《晋书注》《隋书补注》《杨叔峤文集》等。彭县人尹昌衡,手刃赵尔丰的四川都督,著有《止园丛书》。名山人吴之英,维新重镇《蜀学报》主笔,经学家,书法家,有《寿栋庐丛书》传世。资州人骆成骧,清代四川唯一状元。华阳人徐炯,四川通省师范大学校长,四川教育总会会长,治学与风尚有异,醉心宋明理学,著有《霁园遗书》。新繁人吴虞,蜀中奇人,胡适说他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 汉州人张祥龄,近代蜀词的代表人物,有《前后蜀杂事诗》《半箧秋词》等传后。华阳人吕翼文,经学家,曾主持重庆经学书院。被鲁迅称为“文化马前卒”的邹容,曾任孙中山秘书的杨沧白出其门下。简州人傅樵村,著名报人,编著有百科全书式的《成都通览》福泽今人。彭山人周翔,教育家兼诗人,成都多所高校校长,有诗集《周紫庭先生遗诗》。射洪人刘光谟,历史学家。成都人顾印愚,诗人,书法家。

这些巴蜀卓异之才皆受惠于书院培养,而尊经书院也只收录本省学生,只有个别的外省学子在此就读过。陕西人严雁峰小时候随其父行商居蓉,因籍贯被拒,王闿运见他嗜好藏书,志行高洁,破例收录院内,后来他与其子严谷声成为四川最有成就的藏书家。华阳人颜楷,是民国成都最年轻的“五老七贤”,虽未在尊经书院就读,但曾追随王闿运学习过。至于再传弟子以及受尊经书院学风影响的人则数不胜数。

雅安人萧龙友是尊经书院培养出来的“另类”,虽天资不凡,博览群书,最终却未走向经学之道,更未走向激烈的维新之途。他在书院时即对岐黄之术有所解悟,之后沉潜日深,便于1928年弃官从医,成为一代中医大家,民国时曾创办“北平国学医院”。后任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

宋育仁的“惊人之举”

合川人张森楷在尊经书院和锦江书院皆就读过,年轻时他就立志做一名史学家,尝自题斋名“通史堂”自勉,又撰一联表述心迹:“十二时中莫欺自己,廿四史内当比何人?”后来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刻苦为学,勤勉著述,大作《史记新校注》《历代地理沿革表》《廿四史校勘记》《历史邦交录 》等等为他赢得了史学名家的地位。如果在承平年代,这位读书种子应该一如既往、心无旁鹜地探幽史海,但让人想不到的是,在1900年至1906年之间,他居然走出书斋,在井研县集股成立了“四川蚕桑公社”,当了一回“新派老板”。不过这位书虫的“下海经商”却并不成功,最后因公私债务的逼迫而宣布破产。

在承先启后的裂变岁月中,尊经书院的学子都在寻求着救国之道,张森楷无疑是想“实业兴邦”。在他之前,他的同学宋育仁也有过兴办实业之举。宋育仁(1857年—1931年)四川富顺人,尊经书院首批学生,才华横溢,王闿运誉其为“当世宋玉”,后来担任尊经书院第六任山长。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1896年),宋育仁奉旨回川兴办商务,“先后开办洋车、洋烛、玻璃、烟卷、药材、白蜡、竹棕、青麻、煤油、煤矿、砂等公司”,四川的民族工商业在他引导下有所发展。但是在此期间,他曾闹出天大的笑话,一度以为“煤油是从煤炭中榨出来的”,为此浪费了许多钱财。如此笑话是他一生中的“雷人之举”“惊人之举”, 反应了维新求变的蹒跚步态。不过就在“炼炭提油”的二年前,宋育仁差点就实现一个真正的惊世一举。

那是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时,他时任驻英公使,隔海东望,忧心故国。眼见中国在黄海之役中溃败,遂生一计:“拟购英国军舰、鱼雷、快艇,招募澳大利亚水兵,组成水师一旅,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自菲律宾北上,直攻日本长崎”。不久,战舰与经费敲定,经费有三百万英磅,购兵船快艇十艘,运输船两艘,征募到海军一旅,指挥官由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担任,“炮械毕集、整装待发”。无奈翌年三月,中日“马关条约”签定,宋育仁的锦囊妙计胎死腹中。

实业报国、投身政治、办报鼓吹、复兴国故,是温良改革还是激烈革命,在维新大潮的挟裹之下,尊经书院的学子各具面貌。宋育仁选择的应该是温良改制,虽然他被视为“狂才”,又被喻为维新变法中的“新学巨子”。

在执掌尊经书院期间,他与廖平、吴之英创办蜀学会,办理蜀学报和《蜀学丛刊》,与在北京宣扬维新的同学杨锐、骆成骧遥相呼应,形成了浪及全国的维新潮流。蜀学会的会址即设在尊经书院,学会每月底举行讲座,讲座论文甄选后刊登于《蜀学报》。该报1898年5月5日创刊,共印13期,发行两千余份,行销川省内外。“发扬圣道,讲求实学”“以孔子经训为本”,这是他们严加遵循的律则;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翻印《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启蒙著作。

当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他的同学杨锐以及川人刘光第在血光中浩然长逝,《蜀学报》随之被禁,宋育仁只能仰天长叹。袁世凯纂位期间,王闿运短暂担任过国史馆馆长,邀请曾经的学生宋育仁担任国史馆修纂。本来,宋育仁是主张帝制的,但他却不认同这个所谓的新皇帝,劝袁世凯退位辅佐幼君,袁大怒,将他拘押军营数月。江山变色,鬓毛已衰,晚年的宋育仁回川专事学问,完成《四川通志》初稿后告别了裂变红尘。

“离经叛道”的廖平

对尊经书院创始人张之洞而言,有些弟子以及再传弟子的选择,他一定是不想看到的,但即便是自己钟爱的学生,张之洞也可能没有想到会背离自己的教诲而“离经叛道”,廖平就着实让张之洞生气。

廖平(1852年—1932年)原名登廷,四川井研人。廖平惹恼张之洞的是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掀起过滔天巨浪的《今古学考》以及《知圣篇》和《辟刘篇》,其中心要义是要推翻古文经学而力主今文经学。张之洞读后痛斥廖平“风疾马良,去道愈远”。大意是说:你本来是一匹骏马,但是南辕北辙走错了道路,这会离真理越来越远的。张之洞劝学生赶快改弦易辙,严厉说道:“如不自改,必将用兵。”面对老师的训斥和威胁,廖平痛苦万分,几个月也寝食未安,但他最终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未有一丝动摇,还强硬地回应说:“即使学人弟子不绍箕裘,而匠们广大,何所不容?”更说:“方今各报新开,学馆林立,必别招天下之兵,日与角逐,得失所形,而有禆益,固非可以兵威胁而屈服者。”大有摆开架势相争,与老师恩断义绝之势。这种局面,是廖平极不愿意看到的,张之洞是他的“贵人”和恩师,要不是当年老师慧眼识珠,他廖平哪有出头之日。

放牛娃出生的廖平是位奇才,自小即有读书志向,但却记忆力不好,家人没有指望他走仕途之路,且家贫,就更不能如他所愿了。传说,少年廖平某次给客人掺水,不小心水溅客身而受到责骂,他竟冲冠一怒,手写“我要读书”四字负气出走,家人无奈,方才同意入塾读书。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之洞在院试落选卷中看到廖平的文章,展读一番,惊为奇文,竟将他由落选生升拔为第一名,再过两年,廖平赴成都参加省级考试,顺利进入尊经书院学习。

为恩师所不容,但廖平却自有同调知音,远在广东的康有为就对廖平的书称颂有加。在细阅廖平著作不久,康有为推出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本惊世骇俗的著作,为变法维新寻求理论根据,从此康名满天下,也成为学术史上著名的康有为抄袭廖平著作的学术公案,至今仍未完全厘清。

一般认为,张之洞的学问偏于汉学,也即古文经学,对廖平持今文学家的观点自然难有所容。廖平的另一位老师王闿运则是今文经学大师,显然,廖平受王的影响极大,但是他的路却也走得太远了,王闿运对其也不了然。对此,王闿运早有预料,他曾说自己门下弟子有“二登“,“皆鲁莽而好标新说”“他日流弊,恐在妄议古人”,这其中一“登”即指廖平(字登廷)。

廖平后来的标新立异更让所有学人惊诧,他一生学问共经历了数次变化,从“初变”开始竟至于“六变”, 最后孔夫子已被他阐释为“上天下地无所不能的神仙”,他的“变”也到了尽头。

尊经书院的教育思想解放了学生们的桎梏,由此产生了众多大师级的人物和廖平这样的不世奇才,在外地学者的眼中,这是蜀中特色。程千帆就曾说:“四川要么不出人,要出一个人就很奇特,比如早年的廖平,后来又出个吴虞,就是那个宣称只手打倒孔家店的”。

白云悠悠,黄鹤已缈,在历史的分水岭上,尊经少年们的身影永恒。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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