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朝皇帝奏准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再过三年，又颁《改书院为学堂上谕》谕令。又过一年，其时为中国旧历壬午年，再颁《钦定学堂章程》，仿照西方设立完全西化的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堂，此即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壬午学制”。随后，四川总督奎俊奏请朝廷批准，锦江书院与尊经书院同时改制，并与四川中西学堂合并为四川通省大学堂。四川中西学堂建于1896年，是今日四川大学的前身，合并而入的两所书院也被教育史专家认定为四川大学的历史正源。
丁宝祯的礼遇
继吴棠之后，贵州人丁宝祯出任四川总督，这位晚清名臣是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在川期间曾创设四川机器局，改革盐法，修葺都江堰水利工程。当时，第一任山长薛焕已去世，山长由主讲钱保塘代替，他觉得不妥，当即想到了他的老朋友王闿运。
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人，字壬秋，号湘绮，当世大儒，诗文大家，有人誉其为是湖南继王船山之后的又一学术世擘。其实尊经书院创设之初，王闿运即被邀入川，他当时婉拒了。此番再接丁宝桢的力邀，许是人缘相投，机缘有合，王慨然同意。光绪四年（1878年）11月，王闿运奔赴巴山蜀水，当年除夕之前抵达古锦城。
丁宝桢宦海沉潜已久，于事故人情了然于心，他知晓王闿运的性格，愤世嫉俗，恃才傲岸，一支如椽大笔不仅四海仰服，心中丘壑亦蓄万里云烟，仅是山长一职怕是庙小了。王闿运甫到成都，丁便向王婉转吐露心曲。他说：“王兄啊，眼下时局，层层掣肘，步步荆棘，你生当中兴之世，但你的霸才雄笔却得不到充分展露，今天你来到四川，我也只能暂时委屈你担任区区一个山长，这一来可培养四川的人才以供储备，二来我们好共同谋划将来如何治理巴蜀。”此官话连带抚慰语不知王闿运到底信否，不过王后来在川八年，眼见清王朝的“中兴之世”一路暗淡，他也到底没有机会施展他的经世韬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与他无缘。就象他生前自拟的一副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学问与讲堂才是环绕他一生的宿命。
光绪五年（1879年）2月2日，王闿运正式出任山长，年薪3000两。在任职典礼上，丁宝桢亲率手下大员行拜师礼，并且宣布，今后所有官员每月初一都要去书院行弟子礼，聆听王闿运的教诲。这种礼数无疑是罕见的，他当即表示“闿运敢不殚精竭虑以效驱驰”。
第一次面对帐下的蜀中弟子，这位第三位山长与张之洞一样，用巴蜀灿烂历史鼓励学生，他训示道：“蜀中之教，始于文翁，比肩齐鲁，一朝晦塞，只因九陌红尘茅塞其心。以诸生抑抑之谦，向学欣欣，废者更新，石室重开，闿运乐观其成。”
闿运之风
当年张之洞开创书院时，欲聘请的几位名家都是江浙一带的朴学大师，虽力邀未果，后来担任主讲的学者钱保塘、钱保宣也属于学术上的江浙派。这与王闿运的治学路数有异，他对朴学家的专事考订一向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孜孜于琐碎，忽略文章大义，所著文读来索然无味，直让人想打瞌睡。
再加之，当时官场上的两湖派和江浙派正有龃龉，这学术上的江浙派与官场上的江浙派亦有瓜葛，而总督丁宝桢却是两湖派的首领，如此一来，二钱的位置自然难保，最后只好悻悻然离开了书院。其实，二钱于书院是有功的，尊经书院第一次汇编的论文集《蜀秀集》，就有二钱在任时的功劳，且乾嘉学派长期以来是清代学术的大宗，治学严谨，精深博大，条分缕析，颇有现代学术的品质，蜀中学子经过二钱的熏陶应该是受益匪浅的，但学术之争再缠绕上官场上的暗斗，书院的学术走向从此有了更多的王闿运之风。这一偶然的转变或许使后来的蜀学更加丰满了吗？既出现一些皓首穷经的考订大家，更有廖平、吴虞、李宗吾之类的奇人亦未可知。
据说王闿运小时候资质愚钝，但却好学深思，清晨阅读的书，不能背诵便不吃饭，晚上亦然，所温习的功课，不能悟解便不入寝。他9岁能文，19岁中举，其时已遍阅经史百家，20岁时已开始著书立说，写成《仪礼演》十三篇。当他执掌尊经书院时，已是誉满学林的大师级人物，在史学、文学、经学三方面皆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尤通“今文经学”。
“扬州学派”的天才学者刘师培是“古文经学”的名家，曾在成都授徒，他的学生蒙文通有一次完成了一篇有关《说文解字》的文字学作业，刘师培审阅后十分满意，赞赏说“融会贯通，区别条例，尤合著书之体。”但是，另一位老师廖平却对此不屑一顾，对蒙另授机宜道：“读《说文》三月，初足可用也。”在他眼中，这些声韵训诂之学“迁曲不适用，究其所得，一知半解”廖平显然是传承了王闿运的家法，刚到尊经书院时，王就对学生说过：“治经以识字为贵，非识《说文解字》为贵。”
王闿运的人格魅力是巨大的，尊经书院的学风在短时期内便朝向他期望的方向浸漫开来，二钱的治学风格消减，四川本土“槐轩学派”的学术影响也受到抑制。除了重纠学风，王闿运的管理才能也很了得，他重新订立了书院条规，削减了官方对书院的掣肘，增加了他作为山长的权力，又对学生的管理实施了更为严格的奖罚。在他刚到成都时，书院内三百名学生大都嗜好鸦片，他立规整顿，凡经查实，一律淘汰，由此，书院空气清新，鸦片顿绝。
“题桥之陋”是王闿运认为的蜀中不正之风，它隐喻了读书只为功名利禄的庸俗思想，不利于树立尊经书院的高尚学风。这则典故出自《华阳国志》，说当年司马相如出发去长安时，豪气干云，于成都北门升仙桥题字“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川人世代相传这一优美故事，至今成都仍留有驷马桥的街名。在王闿运看来，“文翁教泽未善，务于显明其门生，遂有题桥之陋，不若贵州尹珍、王守仁之正，故黔习犹胜蜀也。”在他的视野中，贵州的汉代学者尹珍和贬谪贵州的明代学者王阳明，他们所开创的黔地学风比四川纯正。有学者认为“这种说法可能并非史实，王闿运这样说大约也不过是借题发挥，其真正意图是要针对蜀士贪位慕禄的陋习”。至于拿贵州与四川比较，大概皆为西南相邻省份，以此激励蜀中学子吧。
初入学术界的王闿运是以《仪礼》发轫的，自然对古代的礼仪规制非常熟悉，在尊经书院时，他多次引领学生演习“乡射酒礼”，学校的礼仪之风大盛。他在日记中记载说：“张生祥龄与杨生锐不和，似是不解之怨，今日置酒修好，尤为大喜。”这两位学生都是他素来喜欢的，能够把手言欢，他的欣慰之情溢于表。
“考四海而为隽”
“考四海而为隽，纬群龙之所经”这是王闿运为尊经书院集撰的一副对联。后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首任校长胡峻亦将之奉为圭臬，悬挂于校内视作校训。对联大意为：尊经书院这所巴蜀精英学校的学生，你们都是四海难觅的卓越人才，你们在书院内要研习并打通古代圣哲的经典以成就将来的辉煌。这是王闿运的期许，他自己一向自负，对帐下弟子也充满了信心。巴蜀子弟虽在以前文教凋敝时，常有昏恶冥顽者招摇坊间，但却从不乏驯秀聪颖之士，就如他在就职典礼上所说，那是“一朝晦塞”“茅塞其心”而已。这一看法与早他24年入蜀的何绍基相同。何当年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便曾言，四川的俊彦才子遍布各地，就连西阳、宁远这些偏僻之地也“尽有才思杰出者”。巴山蜀水与这两位湖南人有缘，何的短暂之旅无法对四川文化有更深层次的影响，而王闿运则有足够的时间循循善诱。
“澄潭积寒碧，修竹悦秋阴。良游多欣遇，嘉会眷云林。”
以上诗句出自王闿运之手。1879年秋日，尊经书院在当年乡试中成绩优异，王闿运心情大好，率领中举学生踏足郊游。茂林修竹，幽潭澄碧，人清气爽，得意欢欣。众人在青羊宫二仙庵壁上欣然题写了中举名录，王闿运赋诗以纪。
这样的踏足游冶并不鲜见，草堂的茅屋，青羊宫的紫荆花，浣花溪的流水……成都许多名胜之地都留下过他与学生们的欢声笑语。廖平是他期许的学生之一，常伴他出游，学问的真髓或许就在其间流入了有心人的心中。他曾向学生闲谈作文之法，谓“古人之文无笔不缩，无接不换，乃有往复之致”。这种游历而谈，看似琐碎的教授之法，往往有真机显现。后来廖平很喜欢外出坐茶馆摆龙门阵，廖平的弟子蒙文通也受到熏染，在川大教书时，教室常常设在与川大相邻的望江公园茶社，真可谓一脉相承。
王闿运名士不羁，狷狂耿介，常以谐语明嘲暗讽官场之风，许多人对他忌惮三分，但对学生，他便完全是慈祥长者的风范了。尊经书院仅存二十八年时间，张之洞开创肇基，他引领方向，树立品格。那时候，湖南与四川皆是清代主流学派乾嘉学派之外的“另类”，共同的特点是“博杂”，但二者又有区别，四川的“博杂”是贯通儒释道三家，以四川的“槐轩学派”为代表。而王闿运之“博杂”则是以“辞章入经学”“杂采古今文”而以“今文”为主，既有别于蜀中本土学问，亦有别于主流学术。蜀中学子经此教授，近代蜀学在短时期内竟然蔚然而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学者杨世文统计了清代四川的学术著作，在清代268年之中，最后50年蜀人有著作409部，经学家有133人，而在此之前的200多年时间，只有经学著作276部，经学家152人，仅仅50年的时间，却比以前二百年著作的总和还要多，这之中，建立于1875年的尊经书院无疑功莫大焉，王闿运与张之洞则无疑是重振近代蜀学的开山之宗。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