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四川历史上，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位将军发动的“彭县起义”，直接推动了四川的解放，这三位民革人为中华民族领土的完整和政权的统一，为四川地区的解放和整个民族的生存、团结与自由，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彭县起义”的价值依然明显，是民革与中共之间展开合作的典范，也是在“五一口号”的影响下，民革人走向新时代的象征。

中共于1948年4月30发布的“五一口号”注定会是与众不同的！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做好了全面接掌政权，将中国带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准备，而在这一年发布的“五一口号”无疑也成为中共联合其他党派，表达其政治和军事诉求的最好契机，这个口号饱含着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味道，任何一个党派，都能感受到此时中国共产党的自信与诚意。1948年的“五一口号”是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后发布的，最大程度上体现出“五一口号”的特殊意义，这个口号也的确不负众望地成为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走向彻底联合的标志性事件。“五一口号”的价值，是其完整地表达了内战背景下，敦促蒋介石政权放弃与民为敌，与其他党派为敌的行为，也促使大多数民主党派自觉地团结到中国共产党周围，共同构建起为了民主、自由的统一战线。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成都尚未解放。蒋介石亲自赴蓉督军，开展所谓的“川西会战”。蒋介石向来更信任自己的直系部队，但此时他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境，也不得不认真的考虑利用地方武装的力量，故极力拉拢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位川内的实权人物。但对于这三位将军来说，他们很清楚蒋介石的目的，同时，中共方面也在做他们的工作，希望他们能投诚起义，顺应时代的潮流。刘、邓、潘三位川内将军，一方面出于对乡土的依恋，故土难离，另一方面也在于他们深知即使配合蒋介石抵抗中共的雄师之军，也不可能获得蒋的真正信任。面对分崩离析的国内情势，面对大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的缥缈未定，他们终于做出了影响历史的决策——起义。

1949年的12月9日，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于彭县龙兴寺通电起义，这次起义彻底打破了蒋介石试图退守四川并反击解放军的目的，也直接推动了中国再次走向政权的大一统，为新中国建国之初的稳定和西南地区的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三位将军都是民革成员，他们能在风雨变幻的时代中，择光明之路而行，与中共“五一口号”的主旨有莫大的关系，“彭县起义”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个人的生存，更是为了民族的团结和自由。他们成为民革历史上，践行“五一口号”的最有力代表，他们领导的“彭县起义”无论在行动上还是观念上，都成为统一战线领域中共与民主党派荣辱与共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