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钺（中）与叶嘉莹、陈邦炎商讨事宜

历史文化学院罗志田教授曾作文《要言不烦：谬钺先生论表述》，纪念先生110周年诞辰。文中提到，四川大学历史系的传统是老师的思路很开阔，而且很看重表述能力，这其中尤以缪钺先生为代表。缪钺先生是罗志田教授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求学期间接触过的老一辈文史学者，他的言谈风度、行文表述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校报以“我的历史老师谬钺先生”为题刊发此文，以飨读者。“无论如何，川大的‘史坛名宿’，我只有幸听过缪先生的课。而上课的感觉，可以用现在微信上常见的‘震撼’来描述。”

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图书阅览室里，挂有十位“史坛名宿”的照片，都是一九五0年后在历史系任教的老师。余生也晚，这些老先生中见过面的，只有徐中舒、缪钺（字彦威）、吴天墀三位。而实际听过课的，仅缪先生一人。徐先生只给我们做过一次讲座，然我以前读书时不够规矩，时常翘课，讲座也常错过，后来才知是大损失，虽悔亦晚（我入学前曾随长辈学过一点诗词，尚未入门，略知粗浅规矩而已。但对于此道的兴趣，那时也肯定是大于先秦史的）。而吴先生那时还没充分“解放”，不能开课。

无论如何，川大的“史坛名宿”，我只有幸听过缪先生的课。而上课的感觉，可以用现在微信上常见的“震撼”来描述。内容的精彩且不说，先生对上课时间的掌握，真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当时先生的白内障还没动手术，等于是闭目演讲，由我们另外的老师（缪先生的学生）同步板书。每当缪先生说“今天就讲到这里”，接着就听到下课的钟声响起。老师可以不需任何提示而掌握课时如此精准，隐含着对课程和学生何等程度的尊重，教过书的人才知道。我自己教书也算认真，但就是看着表也到不了这样的境界。

在这方面，彦威先生是下了功夫的。他曾自述讲授中国文学史一课的处理方式说：“每星期上课三小时，要在一年之中将中国三千年文学发展的情况讲完，应有尽有，不许漏略，的确是要很费斟酌的。我的办法是把所有应当讲的东西都选出，然后根据它们的重要性，规定详略轻重的比例；这样，有了通盘的计划，就不至于因为某一部分讲授过详，多占了时间，结果影响到讲其他的部分要缩短时间，或无暇讲授。”

大概每一次上课，先生都是在整体的“通盘计划”之下又做出了一两课时的通盘计划，的确是用心良苦。如他自己所说，上课之前，总要先细看那一两节课的讲稿，更纯熟地掌握讲授内容，“尤其考虑斟酌如何能够表达得好，能够浑融成熟，深入浅出，使同学易于接受。譬如复杂的事实，如何清楚地说明；深细的理论，如何明显地讲出”。尤其“注意思想的逻辑性，注意条理系统。讲活清楚扼要，避免枝蔓芜杂、冗言废话”。

缪先生特别指出，上课固然要言之有物，“但是更重要而困难的工作，不在材料的搜集，而是在如何精简，如何组织”。课程的“组织要紧密，系统要清晰”，才“可以免去芜杂重复”。他上课时，对“每一个问题都交代清楚。每讲一段，随时提醒所以要讲这一段的目的。而每段与每段之间，亦紧密联系。使听讲的同学能跟随我所讲的系统想下去，思想集中，不至散漫”。

简言之，“课堂讲授是一种艺术，讲一节课，如果讲得好，能使同学愉快地接受，就如同一篇好的文章，使读者喜欢阅读钻研”。可以看出，口头和书面的表述本是相通的，其大体要求也是一致的。须注意的是，上引缪先生的话中，两次提到避免芜杂，他在其他地方也多次提到这一点。对先生而言，表述的基本原则，就是“要言不烦”。撰写论文要做到这一步，就不能随意下笔，而“要求作者在抒写表达方面下一番惨淡经营的工夫”。

“先生一向强调‘好学深思’，不但写作是思，阅读也是思，甚至听讲也是思。”

有些人写文章常“信笔一挥，从不考虑如何构思，如何遣词，以及章法、句法等等，写成后也不修改，其结果往往是芜杂冗长，甚至于不通”。其实，“作文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想作得好，在初稿写成后，必须自己反复阅读，不断地加以删改”。如“欧阳修的文章平易自然，我们读起来很容易懂，似乎他写时也并不费力。实际上不然，他是很费了许多惨淡经营的工夫”。

“惨淡经营”也是彦威先生谈写作时不止一次提到的，当是甘苦之言。先生曾引陆机《文赋序》“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一语，指出“文事益进，则运思愈精；运思愈精，则求达益难”。有时“虽读者以为义味腾跃、切理餍心，而作者犹觉湮郁莫宣、龃龉未适”。写文章总考虑到读者接受的一面，就相当不容易了。在尽力之后，读者已能满意而作者犹感不满，那更非一般的要求。由此理解“作文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方能领会“惨淡经营”之深意。（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