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学院罗志田教授曾作文《要言不烦：谬钺先生论表述》，纪念先生110周年诞辰。文中提到，四川大学历史系的传统是老师的思路很开阔，而且很看重表述能力，这其中尤以缪钺先生为代表。缪钺先生是罗志田教授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求学期间接触过的老一辈文史学者，他的言谈风度、行文表述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校报以“我的历史老师谬钺先生”为题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先生体貌清癯，有仙风，文亦如其人。年轻时读先生的《诗词散论》，薄薄一本，真是清瘦，然确实“要言不烦”，量不大而实耐读。后来的《读史存稿》稍显丰腴，仍比一般的论集清减不少。如先生自己所说，其行文“有一个原则，即是简明清畅”。其对于避免枝蔓芜杂，必曾下了一番惨淡经营的工夫。后来习惯成自然，无需刻意为之，也能要言不烦。

这与先生少年读书的经历相关。那时小孩“读书受教育，并不谈做学问，而是先反复训练写文章”。受缪家庭训影响，先生本“喜读萧统的《文选》，尤其欣赏魏晋间文，清疏淡雅，起止自然”。而“在清代文家中，尤其喜欢汪中”。但在保定读中学时的国文老师王心研（念典）是桐城文大家吴汝纶的再传弟子，讲文章注重桐城义法，并要求学生学作桐城古文。几年的作文训练，使先生“得到不少益处”。因为桐城派“主张‘言有序’，在一篇文章中，要结构完整，重点突出，辞句清畅，照应紧凑，不可散漫无归”。其长处在于“布局严谨，详略适宜，辞句雅洁，系统紧密”。由于少时的作文训练，先生以后行文都能“言之有序、文辞清畅”，而“无繁冗芜杂之弊”。

一般都说语言是思想的表达，我在高考前听过一次中学名师的作文补习课，他的教导是：想得清楚就写得清楚，想得糊涂就写得糊涂。缪先生也认为：“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思想都要通过语言来表达。或是读书，或是写书，即便是默想时，也是无声的语言。”先生一向强调“好学深思”，不但写作是思，阅读也是思，甚至听讲也是思。学生听课，不能“只是记忆、了解，同时还要去思考。假设不用思考，而是一句一句地听，他们将不能记好笔记”。

换言之，语言和思想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语文能力强的人，“读书快而且多，理解力与思考力也强”。一个“语汇贫乏，语法混乱”的人，其“思想一定是贫乏而无条理”。若提高“语文能力”，就能增进“思考能力”（此即前引“文事益进，则运思愈精”之脚注）。因此，“语文的训练对大学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幸的是，“现在受教育的青年，似乎缺少这一层功夫”。

含蓄并非吞吞吐吐，反而是“用笔时要能飞跃”，不能“一步跟一步地走”。 这样一种飞跃式的含蓄，是需要慢慢体味的。

缪先生的受学经历，在那个时代是常见的，遇到好老师就更突出。昔年学校对于写作，一向很看重，少年胡适就因此而在校中迅速“出人头地”。外国名校，直到大学也非常注重写作，美国的常春藤名校便一向如此。我们如今则不然，中小学的语文课越来越“标准化”，作文所占分量偏少。或因类似的训练一直不足，现在就连文科教授也难免“言之不文”了（我自己就一向被认为文字不够通达）。

在彦威先生看来，“文章是表达思想感情、记述事物的工具，唯求其方便而已”。这“方便”二字看似简单，却仍是“有序”的。我自己也曾亲近过桐城“义法”，但更多是背诵《古文辞类纂》，尚不及“有所法而后能”的阶段，对桐城派的“言有序”没有多少体会。从先生的论述看，“言有序”便近于孔子论文所主张的“辞达”，而归依于“得体”。

先生年轻时便写过《达辞篇》，主张辞之所达，是“达心之所明也，达中之所蓄也”。他引韩愈“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的论断，进而申论说，“心有所明，中有所蓄，而不能出诸口、宣诸笔者有之矣；未有心无所明，中无所蓄，而能文辞优洽、辞令周给者也”。这是对前述语言和思想关系的补充：语文能力可以增进思考能力，但还是要心有所明、中有所蓄。一言以蔽之：“本深末茂，形大声宏。”亦即刘勰所谓“根柢盘深，枝叶峻茂”（《文心雕龙·宗经》）也。

彦威先生进而提出： 作文章最讲究得体，就是说，在一定的题目要求之下，哪些应当说，哪些不应当说；哪些应该多说，哪些应该少说；都需要斟酌，不能信笔乱写。如果斟酌得好，则“轻重疏密，各得体宜”，就是好文章；如果信笔而写，杂乱无章，繁简有无都不合适，就是坏作品。

作文要事先构思，而不能信笔书写，是先生反复强调的。在他为考证辩护时便承认，一些考据文章确实“流于烦琐，使读者生厌”。其原因，除一些作者不能割爱而尽量胪列证据外，也由于作者“不善于行文，不知道文章中轻重疏密之适当配合，不知道提炼勾勒之妙用”，于是因堆砌而成烦冗。所以，即使作考据文章，也“应当注意方法，做到线索清楚，论据分明，明白晓畅，一目了然，不可烦冗芜杂，使读者生厌”。

如果说“深文周纳”（此用字面义）常不能做到辞达，浅显亦然。古人也有“以浅陋为达”者，明代川人杨慎辩之曰：“夫意有浅言之而不达，深言之而乃达者；详言之而不达，略言之而乃达者；正言之而不达，旁言之而乃达者；俚言之而不达，雅言之而乃达者。”缪先生据此指出：“辞之达意，期于密合，如响应声，如影随形。意无恒姿，故辞无定检。俯仰丰约，因宜适变。”至于具体的表述方式，则“表一意者不止一词，构一思者不止一式”。文章的“措辞选字、安章宅句之方，巧拙万殊，妍媸千变，虽有巧历，所莫能计”。

理想的表述，或当如刘勰所说，要“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文心雕龙·宗经》）。缪先生是诗文兼修的，他对作文更多强调“简明清畅”，对作诗却主张造句“贵婉折而忌平直，贵含蓄而忌浅露”。在先生看来，诗要含蓄才能“言近旨远”。如果“倾筐倒箧，一泻无余，那就索然寡味了”。故作诗“总应当精练一些，含蓄一些，不可说得太多，太直，太尽”。但含蓄并非吞吞吐吐，反而是“用笔时要能飞跃”，不能“一步跟一步地走”。

这样一种飞跃式的含蓄，是需要慢慢体味的。缪先生晚年对庄子说庖丁解牛之“以无厚入有间”一段，自觉“颇有触悟”，以为若借此论词艺，便指“透过复杂错综的情势，婉转曲折，以表达其幽微的寄托之思”。他曾提出：“一幅画，要有浓淡疏密；一部小说，也是有奇警处，有平凡处。奇警处自然会见精彩，平凡处则往往容易失于枯燥无味。”好的作家“在描写平凡的故事情节时，也能够使它不枯燥，不平凡”。

人们常说玉不琢不成器，即使最提倡“客观”的史家，也不能不承认绝大部分所成之器都经过了人为雕琢的阶段（理论上也不能排除浑然天成的可能）。而对“器”的要求本各不同，有的希望能体现匠人的雕琢之功，有的则企图尽量掩盖斧凿之痕，以近于浑然天成。有些文章看似平易畅达，其实下了工夫。缪先生便注意到，“欧阳修对于自己的文稿反复修改，主要是要求语言的精练，繁简疏密的得体”。其修改不仅不是“故意地求艰深”，反而是要“使人读起来觉得更平易自然”。

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流畅显明的文字不一定就没有“结构”，不过隐而不显，潜藏在意识的自然流动之中，使各种跌宕起伏，都仿佛是行云流水在“走自己的路”。我们确应避免过多的人为构思，特别是那种一看就知道是安排出来的“巧妙”。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历史上的人与事原本有其发生发展的逻辑，撰述者有所结构，也最好是顺应其原初的逻辑，彰显事物本身的逻辑力量，便可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此或即所谓“得体”。

在此基础上，缪先生指示了撰写论文如何“要言不烦”的具体步骤。首先“通篇结构要完整，要能前后照应，彼此关联，不可松散”。如“开头如何引起问题，中间如何层层论证，最后如何总结；而每层之间又如何连贯衔接，其中关键性的论点如何常用警句说明，如画龙之点睛，通篇布局，如何做到轻重疏密，各得体宜”，都需要精思熟虑。同时，“用笔要能灵活跳宕，不可一句一句地平铺直叙，寸步不遗”。

史学无证据不能立言，连论文如何引证的问题，彦威先生也有具体指点：“引用论证的资料，应当有选择，有详略。重要的证据，全文征引，据此进行考释、分析，说明问题；次要的则不必引全文，只引精要的几句即可；更次要的则可以用自己的话说出，注明出处来历。”若不必要的征引过多，成了专题资料汇编，容易使读者生厌。

由此回看先生对课堂讲授的论述，并把“讲”转换成“写”，即“组织要紧密，系统要清晰”，才“可以免去芜杂重复”。对“每一个问题都交代清楚”。且每写一段，要随时提醒写这一段的目的。而“每段与每段之间，亦紧密联系”。以文章自身“系统”的展现，使读者“思想集中，不至散漫”，能跟随文章之进路，最终“喜欢阅读钻研”。这的确是艺术，或亦所谓“辞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