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是我的母校，也是我现在的工作单位。2000年，华西医科大学并入四川大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算是华西坝上人。
但是，当我伴着加拿大民歌《红河谷》那忧伤又清朗的背景音乐，打开谭楷先生的新作《枫落华西坝》时，才蓦然发现，自己对这片土地如此陌生，我不经意走过的地方，曾经飘落过那样壮美的枫叶——它们跨越世界上最大的大洋，跨越最深的文化鸿沟，凭着信念和执著，落在华西坝上，积淀成肥沃的精神养料，一直膏腴着我的大学。
如今才知。
而今我才知道，加拿大这个枫叶之国对华西坝的贡献有如此之大：华西协合大学创办人大多来自白求恩的母校多伦多大学。据《华西医科大学校史》介绍，华西协合大学先后有过外籍教职员192名，其中加拿大籍人数最多，达92人；其中包括西医入川的开创者与创办华西协合大学的启尔德博士（O.L.Kilborn），他是加拿大卫理公理招募的前往中国的志愿者；启尔德的第二任妻子启希贤（Alfretta.Gifford）是多伦多大学女子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和通讯院士；中国口腔医学的开山鼻祖林则（A.W.Lindsay）以及他的同事唐茂森（John E.Thompson）、安德生（Rog M .Anderson）、吉士道（Harrison J.Mullett）、刘延龄（R.Gordon Agnew），全都是多伦多大学皇家牙医学院博士；华西内科的奠基人杨济灵（A.E.Best）、华西药学系的创始人米玉士（A.J.Brace）、华西外科的开拓者胡祖遗（E.C.Wiford）等同样是白求恩的校友。
感谢谭楷先生，他秉承一贯的“不捡落地的桃子”的采写宗旨，先后四次前往加拿大，拜访缔造华西坝的加拿大医学传教士后人，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书中流露的真切情感，非到现场不能得。
谭先生以现代与当年的时间闪回为经，以一位或一群传教士的真实事迹为纬，绵密地织就了一幅足以令人泪下的恢宏画卷，为我们讲述一百多年来已被湮灭的那些往事——那些远离故乡，以信仰为基础、以行动为动力，克服了重重困难的医学传教士们，如何付出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为华西坝、为成都、为四川乃至为中国的近代科学与教育做出的巨大贡献。
这种精神不应被遗忘，也不能被遗忘。
从这个意义上说，《枫落华西坝》最大的价值，就在于用历史文献和实地采访，拭去岁月蒙在其上的遗忘尘灰，使之重见天日，再度闪亮。
首先，这些医学传教士以悲悯的救世情怀和科学的严谨态度，不遗余力地推行西医，护佑国人身体康宁。
1892年5月21日，当包括启尔德在内的七名来自加拿大的传教士历时8个月，行程18000公里，终于抵达成都东门码头时，他们面对是一座2300年未改过名字的城市——成都，也是一个缺乏现代科技知识的蛮荒之地。在这片土地上，赫斐德在玉沙街建了临时诊所，启尔德在四圣祠街创办了被称为西医入川起点的福音医院，启希贤在新巷子创建了仁济女子医院，林则在仁济医院开设了牙科诊所……
从市民争看西洋景嘲笑洋医院门可罗雀，到达官显贵与贫寒百姓争相就诊；从数次灭洋运动中传教士及家人面临的死亡威胁，到百姓不约而同地保护医院；从官府放任医院被捣毁，到各路军阀在屡次混战中从不过华西坝……这些来自枫叶之国的医学传教士们用他们的仁心仁术，一点点在陌生的国度建立起救死扶伤的形象，百年来屹立不倒。
正如书中所言，“对于西方医学，中国传统是一堵顽固的墙，但只要有耐心，墙上会出现洞子，最终墙会被拆掉。”
其次，他们以科学进步的精神和执著无畏的行动帮助国人摆脱愚昧，逐步改变国人的落后观念。
当这些加拿大医学传教士深入中国西部腹地时，国人正处于内忧外患夹击的水深火热中，侵略者的鸦片贸易与传统文化的糟粕使百姓生活雪上加霜。与救人性命同等重要的，就是传布正确观念。
为此，启尔德在仁济医院开设戒毒科，治疗那些深受鸦片毒害的民众，同时还利用各种机会反对鸦片贸易，甚至与其他开明的传教士一同推动了1906年英国国会确认鸦片贸易反道德条例的出台。
为此，启希贤开设了仁济女子医院，使当时新生儿的死亡率从原来的20%降至1%，另外，她作为四川天足会会长，想方设法改变妇女缠足的野蛮传统。
为此，林则在成都开创了全国乃至全世界最有名的牙科专业，解除病患的痛苦，教给成都巿民学习使用牙刷。
为此，云从龙（E.Willmott）、文幼章（James G.Endicott）等“红色传教士”成为青年进步学生的保护人，护佑他们微弱但宝贵的独立自由精神……
正如书中引用启尔德在1910年出版的《治病救人》的核心宗旨：“医学传教士要医治个体的中国病人，更要医治这个国家的沉疴！”
再次，他们以不畏艰难的勇气和非凡的聪明才智解决困难，在绝地开出花儿来。
实难想象，一百多年来，这些来自加拿大的传教士如何克服生计艰难、语言不通、文化相异、敌对印象这些重重障碍的。入川以来，他们与当地百姓一起经历战乱、瘟疫、贫穷、误解相交织的年代，承受着来自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多重压力。
但是，他们克服了困难、创造出令人赞叹不已的辉煌业绩。比如，2015年风靡全国的《英格里席百年四川话绝配》和《民国四川话英语教科书》的蓝本，就来自启尔德1917年出版的《四川话英语教科书》，此书不仅成为此后每一位来到四川的传教士们的必修教材，而且在100年以后依然有着蓬勃的文化生命力。
其四，他们以长远规划的眼光和筹募资金的公心，为成都留下了华西坝这块智力高地。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长久之计当然是培养人才。一百多年前，为解决医学人才短缺的问题，加、美、英等五个基督教差会决定筹建华西协合大学，然而，筹建难度超出想象。以华西第一任校长、美国传教士毕启（Joseph Beech）为例，他15次横渡太平洋，先后募集了400万美金（相当于现在的数十亿美金）作为建校资金。从1905年获得第一块170亩地到1930年扩大到千亩土地，一代又一代的医学传教士坚持下去，终于建成了现在依然运转使用的、包括办公、教学、宿舍楼等大小39幢的华西坝建筑群，成为被流沙河先生誉为“堪与杜甫草堂媲美的成都最重要的文化地标”。
当然，比校舍、设备、财产更为重要的，是从这座学科齐备、师资力量雄厚、与国际接轨的综合性大学中毕业的学生。118年前的1910年3月11日，华西协合大学正式开学，首届学生只有11人，但此后，从这里陆续走出了中国第一个口腔医学博士黄天启、第一位华西医学院女博士乐以成、第一位口腔医学女博士张琼仙、中国第一位整形与颌面外科教授宋儒耀……因为有“枫落华西坝”的精神，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公布中国“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四川大学口腔医学院以“世界知名高水平科研”被列入了“双一流”名单。
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仅专注于医学这一狭窄的专科领域，而辅之以人文关照情怀，毕启校长每次照相，都让“五老七贤”这些学校聘请的文科教授坐在前排，自己恭敬地站在后排；两度出任华西医学院院长的莫尔思博士创办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并担任主席，关注西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宗教学等人文学科的发展，在对少数民族进行体质人类学的调查和测量后，他以一个正直的人类学学者的严谨研究成果为基础，坚决反对将民族进行优劣划分。
最后，他们以纯粹的奉献牺牲精神与和平友爱的态度，为华西坝的繁荣与发展付出青春、家人甚至生命。
启尔德的第一任妻子珍妮·福勒（Jennie Fowler Kilborn）在陪伴丈夫到达成都后仅两个月就因霍乱去世，年仅25岁，成为第一位在成都去世的医学传教士。
启尔德的第二任妻子启希贤，从1894年与启尔德结婚后，到1920年丈夫去世的26年间，都是在做义工。因为按教会规定，女传教士与男传教士结婚后，就不再领取报酬。他们的四个子女和八个孙儿孙女都出生在四川，书中统计，在长达72年的时间内，启氏三代人之中有10人服务于中国，总计250年。他们生于乐山的长子启真道（Leslic.Gifford.Kilborn）在取得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带着同为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的妻子启静卿（Janet Mcelure Kilborn）回到成都，在四川内战抢救伤兵时，启真道还为流弹所伤，差点失去生命。
被誉为“华西三杰”，曾在英国下议院为“万县惨案”的中国人辩护的华西副校长、化学系系主任苏道璞（Clifford M Stubbs）总把自己当成中国人。1930年，苏校长被歹徒刺杀，最终不治身亡，但他的临终的遗言竟是：“代我要求学校转告中国政府，不要因为我受重伤，引起中英两国关系恶化。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处死凶手，以免他们的妻子成为寡妇。”
合上《枫落华西坝》，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2004年，父亲因病在华西住院，我每天都会穿过华西坝给他送饭，当时根本没有心思去揣度那座有些年头的病房是怎样建成的；2007年，搬家到东较场街，离萧瑟破败的四圣祠街就隔一条马路，女儿小时候住院，我经常抱着她从恩光堂前走过，拐进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后门，当时也根本没有想过这座人满为患的医院有着怎样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如今不同了。
今后，当我再度走过华西坝、四圣祠街、惜字宫街、东较场街时，不会再像之前一样只是把它们当成一个地名，而是会怀着深深的敬意，因为《枫落华西坝》告诉我，那里曾是伴着《红河谷》清扬的音乐，枫叶飘落的地方。
我相信，四圣祠街14号，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门前的青铜群像旁，匆匆而过的行人与病患，绝大多数根本不知道雕像中的外国人是谁，但我也相信，启尔德启希贤夫妇、林则、翁之龙等人不会在意，他们微笑着，目光深远地望着他们永远看不见也一定能看见的世人，在他们创立的医院前走过……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融入到华西坝中，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人，都认同自己是成都人、四川人、中国人。
当然，当他们离开时，当读者合上此书时，知晓这段历史的人会在心里为他们唱这首歌，如同当年他们离家时，故乡的亲人为他们唱的那首歌：
“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故乡
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
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
照耀在我的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