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19日上午，满园春色的华西坝迎来了原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三星堆遗址最早发掘者葛维汉的外孙克里斯（Chris Hoogendyk）以及克里斯的女儿。在怀德堂四川大学副校长张林会见了克里斯父女，学校有关部门领导和华西人文历史研究专家参加了会见。

在见面会上笔者讲述了一个关于版权的故事。2002年，历史学者王笛在美国撰写的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街头文化》）一书即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付印，就在这时王笛接到了编辑部的来信，说他书中有3幅图片，取自大卫·格拉汉姆（David Crockett Graham）1927年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四川的宗教》，需要得到版权许可，因为博士论文的资料要80年以后才能自由使用，而格拉汉姆的这篇论文要2007年，即5年后才能允许自由使用。编辑部告诉王笛如果得不到版权许可，就只能从书里撤除这三幅图片。

王笛觉得格拉汉姆在70多年前收集到的这3张图片对他要论证的主题非常重要，他决定去寻找版权。然而，这是一篇未正式发表的论文，而且年代久远，作者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寻找家属也不易。王笛首先向芝加哥大学询问校方是否有版权，如果大学拥有版权，这事就很好办，直接向学校申请。但让王笛失望的是芝加哥大学告知版权属于作者，他们也没有作者的任何信息。

无奈，王笛只好用最笨的办法，在网络上从美国各图书馆里寻找格拉汉姆的蛛丝马迹。经过努力，他找到格拉汉姆近30种作品，多与四川有关，内容涉及宗教、风俗、民歌、方言、考古和少数民族等。这时王笛觉得他本人是专门研究四川的学者，对格拉汉姆竟然一无所知。尽管王笛找到了格拉汉姆这么多的作品，但因为这些作品大多发表在上世纪30、40年代，他还是无法从中得到作者联系方式。随后，王笛在史密森学会的档案里发现了从1919年起，格拉汉姆在史密森学会的资助下，曾在四川进行了14次收集考察。然而，王笛与史密森学会档案部联系，其结果还是没有找到格拉汉姆家属的联系方式。

王笛仍然不肯放弃，他继续在网上寻找与格拉汉姆有关的一切信息。功夫不负有心人，王笛在一本学会通讯上发现了一位名叫琼·格拉汉姆·布朗（Jean Graham Brown）女士提到她的父亲叫大卫·克罗克特·格拉汉姆（David Crockett Graham），这与王笛要找的人的姓名完全一样。通过联系王笛终于找到了格拉汉姆的家属，得知布朗是格拉汉姆的幺女儿，已于2001年去世。布朗的女儿给王笛回信说，她的姨妈，格拉汉姆的三女儿还健在，名叫哈里特-简·格拉汉姆·弗根德克（Harriet-Jane Graham Hoogendyk），是格拉汉姆的继承人，叫王笛与她姨妈联系，随信还告诉了王笛她姨妈的联系方式。

王笛立刻给弗根德克女士发了邮件，请求弗根德克授权那3幅图片的使用版权事宜。很快弗根德克给王笛回信，同意王笛在《街头文化》一书中使用她父亲的3幅图片。第二年7月，《街头文化》一书如期出版。

故事到这里好像很完美的结束了，然而令王笛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年秋天，他偶然从一本介绍三星堆的书中，发现了他所费尽心机寻找的格拉汉姆，中文名字竟然是葛维汉——三星堆遗址最早发掘者、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而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全部搬到了四川大学，隶属历史系。王笛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1985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1991年赴美国进修。王笛感叹自己在川大历史系长达13年的时间里，竟然不知道葛维汉？！他想今后在适当的时候，要专门考察研究葛维汉在四川的历史，以及葛维汉对四川的研究。

笔者告诉大家，故事中的弗根德克女士，葛维汉的继承人，就是今天在座的克里斯的母亲。然而克里斯并不知道这个故事。

2019年3月21日，在与克里斯父女等人共进晚宴时，笔者应陪伴克里斯父女到中国的伍波校友之求，又把这个故事详详细细的讲了一遍。

笔者还补充说道，2004年初，王笛给弗根德克寄了一本《街头文化》以表示感谢，而弗根德克给王笛回赠的礼物是她自己制作的两个陶瓷花瓶。在场的克里斯的女儿说她外婆是一位陶瓷爱好者，她自己烧制了许多陶器送给家族里的人。

至此，这个关于版权的故事，就完美的与葛维汉后人分享了。

笔者感到遗憾的是，王笛刚回美国，不然由他本人亲自来讲述他踏破铁鞋寻觅到葛维汉继承人的故事，该多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