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蒋介石以20余万重兵围追堵截，甚至随时可能炸毁黄河堤坝，水淹我军，军情万分紧急，部队必须尽快通过黄泛区。

1947年8月17日晚，父亲跟侦察队一起踏进黄泛区，整整走了一个通宵，到天亮，才走出10多里。

一眼望去，茫茫一片，太阳出来，闷热的蒸气从黄水污泥中升起，腐烂腥臭扑鼻而来。战士们都光着脚板，一脚踩进污泥，越陷越深。跌进黄水里，浑身都是污泥。军马一旦陷下去，只有眼巴巴的看着被淹没。

司令部通讯连的女兵更难，个子不高，体力又差，一脚踩下去，淤泥一下子淹到了腰，几个男兵一齐使劲，才能拽出来。炮兵就更辛苦，重炮陷进稀泥，又拉不出来，只好拆零件，扛着走。最后，炮兵们都哭着扔了山炮，成了没枪的步兵。

当副指导员的父亲身先士卒，争着扛枪弹，扛辎重和战友们相互挽扶，泥里滚，水里爬，咬紧牙关向前趟，一个个浑身污泥，臭气熏人。

经过一夜一天的艰苦跋涉，全连官兵终于淌过了黄泛区。

23日，6纵和野司直属队赶到汝河，对岸有敌85师封锁，后有敌3个师的追兵，军情万分紧急。司令员刘伯承振臂一呼：“狭路相逢勇者胜! 强渡汝河，坚决进攻，冲出敌人的堵截！”

父亲所在侦察队系六纵直属队，此时他也在场。至今回忆起当时刘司令员的铿锵掷地之声，仍然念念不忘。

24日夜，六纵在炮火掩护下，强渡汝河，战士们猛打猛冲，前面的倒下一批，后面的又冲了上去，终于夺取了渡口，部队主力渡过了汝河。

8月底，刘邓大军强渡淮河时，更是前有敌军围堵，后有追兵紧逼，天上还有飞机轰炸，大军一路猛冲，连战连捷，终于进入了大别山区。

紧接着，父亲又参加了高山铺战役，一举歼灭了尾追的敌两个师。刘邓大军像一把尖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脏。

一路上，部队损失极大，丢失了全部重武器，伤亡过半，出发前全军12万余人，转出大别山时，仅剩下5万余人。

进入大别山后第一年十分艰苦，是最难熬的一年。当地群众对解放军不了解，整镇、整村的老乡都跑光了。时值寒冬，部队缺衣少粮、饥寒交迫，只好挖野菜，钻草垛。

部队开展了教育整顿，严明了军纪，逐渐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在大别山站住了脚。

11月，白崇禧率15个整编师近20万大军围剿大别山。刘邓分兵御敌，邓小平带一部在大别山打游击战，刘伯承带一部跳出包围圈，挺进淮西。几经战斗，扩大了中原解放区，与陈粟、陈谢在平汉线会师。

白崇禧不得不从大别山调出13个旅前去“围剿”。对大别山的围攻也就不攻自破。

这期间，父亲留在大别山打游击，每天都钻山沟、睡草窝、吃野菜，还要随时战斗，十分艰苦，坚持了两个月，直到敌人的围攻被粉碎。

千里跃进大别山，为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实现东西战役合围，最终取得淮海战役的重大胜利，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1948年，父亲随部队走出大别山，转战中原，参加了湖北襄樊战役。

战前，父亲经常带领侦察兵潜入襄阳城内侦察敌情。一天深夜，他们在城外工事边的玉米地里抓获了一名正在解小便的国民党团长，获取了襄阳城防的重要情报。

7月，父亲带领侦察连猛攻猛打，与几个战士一起冲上了碉堡二楼司令部，抓获了国民党第23集团军、第15绥靖区副司令郭勋祺。

郭早年是川军名将，被俘后，表示愿意策反川军。

刘伯承即令护送郭回川，49年初，父亲带领一个班，护送郭回川。郭在成都组建了西川人民保卫军，策反刘文辉，促进了成都和平解放。

解放后，郭曾任四川省交通厅副厅长、省体委副主任、省人大代表等职，1959年病逝。

父亲常讲，侦察兵，就是首长的耳朵和眼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擒拿格斗、舞刀弄枪是当好一个侦察兵的基本功。

因侦察需要，经纵队王近山司令员特批，组织上还专门给父亲镶了两颗大金牙。他经常装伴成商人到敌占区侦察，每次都较好的完成了任务。

襄樊战役以后，父亲调到纵队司令部警卫连任指导员。

淮海战役期间，父亲任警卫连指导员，负责纵队王近山等首长和司令部的安全警卫，但仍要临时受领任务，带领侦察兵潜入敌占区侦察，掌握敌驻军规模、重要军事设施、火力点、岗哨等情报，还要抓舌头，录口供。

父亲具有孺将气质，善于做思想工作，总是平等对待战士，心平气和地指出缺点，帮助改正。

一次在河南，父亲巧遇同村一起当兵的段振华。他身材魁梧，身高一米八，作战勇猛，性格刚烈，是386旅的一员虎将。他“哥啊、哥”地叫个不停，多年不见，十分亲热。他们两家就隔一堵墙，从小在一起长大，又一起参军，像亲兄弟一样。他刚带连队打了胜仗从战场下来。一见面，就兴高采烈地给父亲讲起他们连在战斗中缴获了黄维十二兵团满满一卡车黄金的稀罕事，又随手掏出两大把刚刚缴获的驳壳枪子弹塞给父亲。跟着他的机枪班长有点不愿意了，在背后嘟囔了一句。段连长瞪了这个班长一眼，抬腿就是一脚。父亲赶紧制止，提醒段连长，不能有打骂战士的军阀作风，段连长不好意思了：“哈哈哈，跟他闹着玩的。”

淮海战役后，父亲所在六纵队进行整编（下新设旅、团）改为12军，部队排扩为连，连扩为营，几乎每人都提了一级。父亲所在的侦察连，也扩编为侦察营，父亲调离警卫连，重回侦察营任副政委兼侦察连指导员。

辽沈、平津、准海三大战役后，国共合谈失败。1949年4月21日，中共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人民解放军一举摧毁了国民党长达千里的长江防线，占领了南京。

渡江战役中，父亲染上严重痢疾。侦察营的战士们硬是用担架把他抬上了小木船，父亲躺在担架上，指挥了侦察连渡江作战。部队占领南京后，他再也难以支撑，住进了野战医院。

一周后，父亲痊愈，即随部队先后解放了杭州、南昌和上海。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父亲在湖北沙市参加了隆重的建国阅兵典礼。12月，二野从贵州合川过乌江入秀山进入了四川，第一次看到河水向北流，战士们十分惊奇。路途中，部队在一个山沟里，俘虏了国民党残余部队1000多人。

突然传来消息，蒋介石在撤退前要炸毁重庆，父亲即率侦察营战士们扔掉背包、辎重，跑步前进，急行军20多公里，终于先期赶到重庆城郊，远远望去，市内有些地方已燃起了大火。

一路上，国民党的残兵到处都是，见到解放军，纷纷丢掉武器举手投降。

由于当时侦察营仅有200余人的兵力，不能贸然攻城，父亲摆开了迷惑阵，率部队围着重庆城郊大摇大摆地走了几圈，时不时还放一阵枪，造成解放军大军压境，重庆已经被包围的态势，拖延时间，迷惑敌军不敢妄动突围。待后续大部队到达后，这才发起攻击，冲进市区，一举歼灭了城内守军，占领了山城。

进入市区，到处是成群结队的难民，一个个面黄肌瘦，衣不遮体。战士们纷纷拿出干粮，脱下衣服给难民，人民子弟兵的良好形象，受到山城人民的热烈欢迎。

重庆解放后，国民党散兵游勇、民团、土匪、袍哥等残余势力纠结一起，妄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武装围攻基层政权，杀害基层干部的事时有发生。

一天，侦察营驻扎在合川中学，上午学习文化，中午会餐。父亲和通讯营长刚在窗前端起酒杯，哒哒哒，对面坡上一梭子机枪子弹打过来，两人就势一倒，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几个战士追出去，击毙了三个土匪。匪患十分猖獗，剿匪已成为当时的首要任务。

1950年春，侦察营奉命赴璧山、铜梁、合川三个县剿匪，部队驻在铜梁县新石场。一天正在射击训练，楼顶上一群麻雀叽叽喳喳的。父亲顺手操起通讯员递来的美式卡宾枪，一枪撂下一只麻雀，赢得围观老百姓的一片喝彩。这时，一个老太婆扛着一支抢找到父亲，她的儿子是个土匪小队长，叫吴惠白，想下山投降，又怕被枪毙。老太婆就先来缴枪，也探探情况。父亲把老人家请到营部，倒上一杯热开水，耐心地给她讲解我军对自首投诚的宽大政策，打消了顾虑。

第二天，吴惠白就带着十多个土匪来缴枪投诚。部队召开大会，欢迎投诚，震慑了反动势力。

一天，1000多名土匪包围了璧山县城，城里仅有解放军一个炮团的警卫连，战士不足百人，枪仅有50余条，县政府也只有十多支民兵短枪，兵力严重不足，璧山县危在旦夕。

侦察营奉命火速前去解围，出发前，哨兵在码头上抓到一个土匪探子，从背兜里搜出一张手绘的侦察草图，上面密密麻麻地标注着我军的部署情况。经审讯，由这个土匪带路，侦察营抄近路跑步驰援璧山。攻打县城的土匪知道我大部队赶来，吓得仓皇逃窜，璧山县城得以解围。

此役后，原驻县城的步兵连编入了侦察营，父亲所属侦察营得以加强，几乎达到了一个团的兵力。

一次，全营在合川县、铜梁旧县一带的新市场附近搜山，发现有一个山洞，当地人叫干子洞。洞里的土匪放冷枪，打死一名战士。部队立即把干子洞围了个水泄不通，随即展开了政治攻势，喊话缴枪不杀，又让土匪的家属亲情感召劝降，新华社的记者也到现场报道。

洞内的土匪仍然负隅顽抗，拒不投降。部队从青木关调来了两百多公斤炸药，把山洞炸塌一大半，洞内土匪被炸死五六十人，没死的直喊“我投降、我投降”，土匪司令黄友金和残余的40多人，举着双手钻出了山洞。我军一锅端掉了这个匪窝。

部队凯旋回到普里镇，刚要休整，就得到消息，昨天，土匪杀害了一个积极靠拢共产党的女学生。这伙土匪正藏在合川县干淌河山上一个庙里。为首的正是被俘虏的土匪司令黄友金的参谋长。

侦察营四个连队分两路包围了小庙，父亲率两个连，担任了正面主攻，战士们猛打猛攻，整整战斗了一个上午，全歼了土匪。至此，三个县的土匪被全部剿灭。

1950年夏，父亲升任工兵营政委。12月，为培养新中国建设人才，部队送父亲进入西南文教部办的“西南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学习三年。

父亲转业，弃武从文，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部队。他在校刻苦学习，还担任了学生会主席，组织同学们课余政治、文化、体育活动。

1953年，父亲考入西南政法学院学习法律专业两年，父亲还担任了学生党支部委员。经刘同学的家属介绍，父亲认识了刚分配到重庆毛纺厂幼儿园工作的母亲张胜莲。母亲周末常从长江东坐船到长江西，与父亲见面。1953年9月30日，父母在重庆结婚。母亲在厂幼儿园工作进步很快，不久就担任了幼儿园院长。

1955年8月，父亲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分配到川大组织科任科长。1956年母亲也随调到川大幼儿园，后任院长。

1957年，川大整合干部，父亲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成都市走街串巷，调查干部的历史情况，澄清了一些模糊问题，对干部作出了客观、公正的历史结论。

当年，父亲离家参军不辞而别，近八年音讯全无。奶奶整日以泪洗面，几乎哭瞎了双眼，家里人都当他没了。

1952年，父亲工作相对稳定后才写信回家，爷爷奶奶喜出望外。

1959年父亲到北京开会，顺道回乡探望双亲，已时隔14年。父亲给奶奶带了眼药水，亲手为她点上，一不小心，掉了一滴在坑头上，奶奶急忙用指头蘸一下，敷在眼角，父亲禁不住一阵心酸。

当年，全村有近20名青年先后参加八路军。乡亲们纷纷向父亲打听自家亲人的下落，可惜，活着的只剩下父亲和战友段振华两人了。

那次回乡，父亲接爷爷奶奶来到川大，就住在绿阳村。全家人终于有了一段阖家团聚的好时光。

1957至1963年，父亲先后在历史系、物理系、哲学系任党总支书记。他工作兢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倡导正确的学风、教风，注重教职工队伍的思想建设和教学水平的提高。系里的教师和学生们都很信任、尊敬他。即使回到家里他也难得休息，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找他汇报思想，谈心交心。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居民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家里已有四个女儿，还要隔月给老家爷爷、奶奶寄20元钱生活费，生活非常困难。但父亲从不向组织伸手要补助，自己在房后找了块空地，利用休息时间种菜、养免子，生产自救，改善伙食，全家人终于渡过了难关。1964年初，父亲又重回学校机关，任政治部负责人。

1970年夏，曾经在六纵侦察营与父亲搭档、已任12军军长的任保裕到川大看望老战友。正值父亲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被下放广元五七干校劳动。他心情苦闷，处于人生最低谷时期。老战友相见，分外亲热。一个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一个曾经并肩浴血拼命的兄弟能来看望，父亲心中百感交集，难以言表。

全家人热情款待了任军长一行三人。老哥俩从太行山打鬼子聊到大别山打老蒋，从解放中原聊到挺进大西南，聊工作、唠家常，说不完的知心话，叙不完的离别情。酒逢知己千杯少，他们时而敞怀大笑，时而相拥而泣，整整聊了一个通宵，几乎喝掉了两瓶五粮液，喝得酣畅淋漓、酩酊大醉。

送走了任军长，父亲半醉半醒，倚靠在床头，仰天大笑：“今天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他紧闭双眼，两行热泪却禁不往顺着脸颊直往下淌。

文革后，学校百废待兴，父亲也恢复了工作，任四川大学组织部部长、纪检委员、校党委常员、成都市第八届政协委员。为了创办全国第一流高校，在校党委领导下，他废寝忘食地与同事们一起努力工作，为学校人材培养、人材引进、教职员工队伍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当了多年的侦察兵，父亲的武功底子还在。刚到学校那几年，他都要参加学校的运动会，在运动场上挥舞大刀，虎虎生威，赢得了全校师生的热烈喝彩。父亲直至90多数高龄，还能随手拿起棍棒摆弄一阵，一招一式有板有眼，颇显功夫。

几十年的戎马生涯，腥风血雨的战斗场景早已深深地烙进父亲的脑海。夜深了，他常常在睡梦中重回当年的战场，突然高呼“同志们，冲啊！”“你们要拿起武器！”“缴枪不杀！”一阵阵喊杀声，经常惊醒一家人。床上的枕头也常被他当成炸药包扔下床。

1985年5月10日，经组织批准，父亲离休，行政14级，享受地专级待遇。2000年6月，母亲张胜莲因病去世，享年73岁。

2002年元月，在涉县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涉县地方志办公室出版了《神州涉县人》。在上册第248页，父亲的简历被收录入内。这既是涉县党政机关对父亲的褒奖，也是家乡父老乡亲对父亲的认可和牵挂。

父亲非常喜欢这本地方志，经常翻阅，悉心珍藏。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革命意志坚定，工作作风朴实，对同志满腔热忱，谦虚谨慎、廉洁奉公，生活简朴，无愧为一名老党员，一个党培养多年的领导干部。

现父亲已95岁高龄，虽腿脚不便，行走吃力，但身体健康，精神乐观，常常给晚辈讲战争年代的故事，唱革命老歌，如《抗大校歌》、《义勇军进行曲》、《三月桃杏花儿开》等。父亲喝歌声音宏亮，字正腔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至尽。

亲爱的父亲，我们祝您身体健康，永远快乐。（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