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日，家宴上马识途先生介绍云从龙先生的儿子云达乐时说：“他的长相与云从龙先生一模一样，神态都一样的，MANNER（举止）。”戚亚男摄

在华西坝上众多的小洋楼里有一栋很特别，它就是外籍教师云从龙的住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成都地下党办的一份报纸上面报道的很多消息都是从这栋小洋楼里的收音机里获得的。小洋楼的主人云从龙是华西坝上的3位红色传教士之一，因而该栋小洋楼就被称为红色小洋楼，位于华西第二医院/妇女儿童医院大楼旁。

云从龙1895年出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毕业后于1921年到中国西部传教，在四川省仁寿县创办了华英中学（现仁寿一中）并出任校长。1932年，云从龙来到成都华西协合高级中学校担任校务长，之后他出任华西协合大学教务长，同时他还兼任华西协合大学财务主管，并担任英语、教育等课程的讲授。

1946年，红色传教士文幼章辞职离开中国回加拿大后，云从龙接替文幼章担任金陵大学星星团契的顾问，他居住的小洋楼就成了团员的活动场所。当年在国统区阅读进步书刊是违法的，云从龙支持学生的课外阅读自由，他不仅把小洋楼的阁楼腾出来建了一间图书阅览室，还为学生购买了大量的进步书刊放在图书阅读室供学生阅读，有《论联合政府》、《论共产党员修养》、《中国土地法大纲》、《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解放日报》、《大公报》等，使小洋楼成了名副其实的“红色图书馆”。他与华西坝上来自美国的费尔朴、英国的徐维理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和内战，支持学生运动，被称为传教士中的“三位布尔什维克”。

1947年，成都中共地下党决定由马识途来领导和筹办一份地下党报，报纸的宗旨很明确：就是把从收音机里收听到的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油印成报纸，再散发到党组织成员和进步群众中去。报纸的名称就用延安广播电台的呼号“XNCR”。

马识途找到了中共四川大学支部书记王放，她的公开身份是国立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由她来具体负责办这份报纸。这是一份现在鲜为人知的成都地下党报，它从未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那是因为办报人的胆大心细，绕过了国民党特务设置的种种陷阱、关卡和控制，并得到了国际友人云从龙的无私帮助，使《XNCR》能源源不断地将解放军的捷报及时传到党员和进步群众中去。这不仅鼓舞和激发了大家的斗志，也提高了群众对当时局势的认识。

在国统区要想办一份红色报纸是很不容易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把办报的资源全部掌控了，不要说买不到短波收音机，就连买一部普通的收音机都要被国民党特务跟踪调查。没有短波收音机，就收不到延安的消息；没有消息，就无法办报纸。但这难不倒马识途和王放，他们自己动手组装了一部短波收音机。有了收音机，就有了消息的来源，这样一张红色报纸《XNCR》就成功诞生了，具体负责工作的就只有王放一人，收听并记录延安广播、刻写蜡纸、油印、分发等一系列工作几乎全由她一人包干了。

《XNCR》不断刊登解放军打胜仗的消息以及中共中央的一些文件、评论、声明等文章。该报3天一期，若有大胜利，还要加印号外。

时间一久，国民党特务终于注意到了《XNCR》，马识途他们办报的地方被特务注意到了，他们立马转移走了，但在什么地方收听广播成了继续办报的难题。

当时马识途就是通过云从龙的帮助来到华西协合高级中学教英文，以教书作为职业掩护他从事的地下工作。

云从龙是知道马识途在从事地下工作的。当知道他们的来意，并了解到马识途与王放的特殊关系后，云从龙夫妇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且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请求。云从龙有一台落地大收音机，灵敏度非常高，选择性也好，王放非常顺利就能收到延安广播的消息。

他们约好除周六和周日外，马识途和王放每天晚上到云从龙家里收听两个小时的延安广播，对外名义是学习英语。几天后，马识途因还要忙于其他工作，此后一直就是王放一个人在负责了。云从龙夫妇对王放十分关照，常常端一小碟点心让她吃。

云从龙帮助中共地下党办《XNCR》报非常不易，这使马识途终生难以忘怀这份不可多得的友谊。2008年4月，云从龙在成都仁寿出生的儿子云达乐从加拿大回到成都寻旧，马识途专门以家宴的形式宴请云达乐。

席间，马识途向在座的宾客讲述了当年云从龙夫妇是如何帮助地下党办报的故事。马识途还把他写的描述当年他从事地下党工作的纪实小说《在地下》送给云达乐，并在书的扉页上写道：“您的父亲云从龙先生给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热情帮助以及我们在华西协中所建立的深厚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记忆。”

2015年，这栋小洋楼被确定为成都市文化地标并挂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