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批上世纪50年代初出生在华西坝的男娃娃，被校园里的足球运动吸引了。

近几年关注华西历史才知道是英国公谊会的陶维新（Robert John Davidson）在1910年就把足球带到了华西坝，从此成都的足球运动便开始发蒙，仅华西坝就有五座足球场，足球运动在校园里一代一代传承。

仅查1941年至1945年，华西协合大学校刊里有6篇文章介绍华大足球，如：以学舍为单位参加比赛，胜者学舍打“牙祭”；张凌高校长亲自给华大参加成都市运动会队员赠送10个鸡蛋以补充学生运动员体力；成都市大学足球赛华大所向无敌；华大足球队对空军联队；华大足球队获成都市亚军等报道。

我进入大学路小学（现址为成都市龙江路小学南区）读书后每天最盼望的是早点放学，然后和小伙伴们飞快地跑到一广场（原来叫加拿大运动场或华英运动场），拿书包和衣服做球门，占球场，然后“实圈儿”（成都话，砣、剪、帕，也就是“石头剪刀布”）选人分队，没有大小之分，没有踢得好坏之分，谁赢就先选入，然后激战，不亦乐乎，经常是天快黑了才回家。遇到星期六有大学生比赛，我们这批小球迷就把靠近球门两边的边线和底线占满，还经常随着精彩的进攻不由自主而侵入场内引起裁判的训斥。

当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教练，就把我们崇拜的大哥哥连信先（连娃儿）、谢晋达（三胖）、罗传湘、杨光理（咪杨）、罗明贵（罗罗儿）等的动作和诡计记住，以后就模仿他们踢球（成都话“zhua”），我们也不懂足球规则，反正知道把球踢进球门就赢。有时伙伴大叫越位了，还不依不饶地争论一番，慢慢地对规矩有些了解，但是球场上的争论一直延续。

我进入三年级时是三年困难时期，但对踢足球兴趣不减，最想要的是一双胶鞋（没有专门的足球鞋）。但是学习成绩急剧下降，考试不及格，回家挨了一阵狠批，逐渐清醒，补考进入四年级，学习成绩一发不可收拾，一路跃进到五年级，语文、算数成绩都是5分（不是百分制的五分哦）。父亲鼓励给了几块钱加上我在华西坝女生院捡的橘子皮和在街上捡的烟锅巴卖的钱在春熙路体育用品商店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足球。第二天一上学就把新足球带到学校去洋盘，放学后在学校足球场还没有踢多久悲剧发生了，足球直接掉进学校茅房的大粪坑里，捞也捞不到，好不容易找来农民舀粪的粪当当把足球捞上来，球皮里已经浸饱了屎尿，臭气扑鼻，大家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沮丧到极点。

到五年级我已经由班队升入校队，队长是华西子弟（我的发小）李进，还有连和先与吴大怡等华西子弟，在成都南门外的小学间经常比赛。华西小兄弟郭士格在他的文章《足球与我》里有一段话：“我就读颇有足球传统的大学路小学，提高了我踢球的兴趣。学哥李进率领的校队南郊无敌，前锋邓四哥（长春）更是射门好手!”

我进入成都工学院学习，第一堂体育课就是苏老师上男生足球课，我精神一震，根本没有想到足球还要上课，以前我们都是踢“野球”。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足球课，我有点显洋了，在苏老师面前外脚背、内侧脚盘带足球，正脚背射门，脚弓传球、停球……苏老师看见我还有点基础就叫我教同学传球。后来工学院校队老队员毕业要补充新队员，我报名参加足球考试进入校队，穿上校队的运动服，一直到毕业，这是我进入的最高级别的足球队。

我学机械专业的，学校还发了一套工作服，一直到1980年毕业，我除了内裤、内衣是我自己的其余全部穿学校的，那时也非常高兴。

1978年成都市大专院校足球赛经过三个多月的逐级比赛最终于5月2日在成都市体育场举行决赛，由成都工学院对阵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华西子弟有方建新（已经离开我们了）和我参加了，我的头球为球队打开胜利之门，后来一次单刀机会没有把握好，没有给对方门将形成近距离压力，提前传给右前锋而错失提前胜利良机，遗憾！王老师大怒，立刻换下我，但最终以3:1获成都市大学生足球比赛第一名，这是我参加的最高级别和在最正规的足球场的比赛。

华大足球场留下许多足球名人和故事，如：张幼凌、张维华、龚锦源、黄纲维、沈怀信、胡琏壁（胡曰伯）、杨光曦、干德佳和杨刚等，到我这一代也有一些成绩（代表成都工学院）。

现在华西坝足球场上踢球的孩子都是父母陪同，花钱来学足球，花钱找乐趣，孩子们全身的装备令人羡慕，真是时代变了，但可能没有我们当年踢球的乐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