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朝皇帝奏准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再过三年，又颁《改书院为学堂上谕》谕令。又过一年，其时为中国旧历壬午年，再颁《钦定学堂章程》，仿照西方设立完全西化的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堂，此即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壬午学制”。随后，四川总督奎俊奏请朝廷批准，锦江书院与尊经书院同时改制，并与四川中西学堂合并为四川通省大学堂。四川中西学堂建于1896年，是今日四川大学的前身，合并而入的两所书院也被教育史专家认定为四川大学的历史正源。
“入学所当先能”
绵竹学生杨锐，仁寿学生毛瀚丰，华阳学生范溶对光绪元年（1875年）的春天难以忘怀，这一年，他们在全省三万名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省城最新建立的最高学府——尊经书院的首批学生。彼时，尚有约百名士子从巴山蜀水的四面八方、从古锦城的东西南北走向南较场之北、文庙街之西，他们的学校就在此地一座毁于战乱中的名叫石犀寺的旧址之上。进得校来，但见斋舍新漆，廊庑爽洁，春风轻抚衣袂，得意写在脸上。
“自科举之学兴，士人抱兔园寒陋十数册故书，崛起白屋之下，去富贵而有余。”这是黄宗羲描述的传统科举下一些穷秀才的肖像，如果尊经书院的新生也如此，便是大错特错了。这所全新的学校与志在科举的书院不同，创办人张之洞告诫他们，读书修行首为《语行》，次为《语学》，再次《语文》。即是说行为德性第一，学问修习第二，文彩撰述第三。这是张之洞为他们开出的为学态度和次第。当学生们迈入校内的饗堂，却见巴蜀历代先贤与经师的牌位肃然而立，文翁、魏了翁、杨雄、苏东坡……这些彪炳千古的大儒哪一位不是志存高远，旨趣高尚之人，如果在他们的面前心存卑下私念之心，是让人羞愧难当的。
几年之后，第三任山长王闿运再次强调品德的重要，以孟子的名言诤告学生，如果读书是为富贵，如果因贫贱而消退志向，如果屈服于威武高压，那就不配做一名尊经书院的学生。这三点，乃“入学所当先能也”，意思说，这是入学之前便要端正的学习态度。紧接着，王闿运再次用先贤的另一段话加深他的告诫：“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这些教诲无疑是百余年的品德教育课了，其“天爵人爵”之说，在今日并没有过时。王闿运的再传弟子蒙文通就对那些“修其天爵，以要人爵”的人鄙夷至极，他也曾告诫自己的学生：“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尊经书院的学生皆为人中人，老师的忠告或许理解得十分充分。张之洞对他的学生一直以来也是信任和欣赏的，他曾表扬说：“蜀中士人聪明解悟，向善好胜，不膠已见，易于鼓励，远胜他省。”王闿运也有同样的褒奖之辞，谓“蜀士驯秀，虚心异于湘人，盖文翁之教师法尚存也”。
光绪三年（1876年）的春日，张之洞赴眉山，时值三苏祠竣工，他高兴地率弟子三人登云屿楼观光，并赋诗一首，其中咏到他的得意门生，诗云：“共我登楼有众宾，毛生杨生诗清新，范生书画有苏意，蜀才皆为同乡人。”毛生即是毛瀚丰，杨生即是杨锐、范生即是范溶。后来，当张之洞离蜀之时，尚请颇有东坡书风的范溶书写他的大作《尊经书院记》并勒石镌碑，以昭后学。这三人是张之洞称道的“尊经五少年”，另二人是廖平和彭毓松。这些“易于鼓励”的学生后来皆成为栋梁之才，他们的成才之道除却自己是“聪明解悟”的读书种子，刻在他们心上的“入学所当先能”应有醍醐之效吧。
问学纪闻
晨光初露，山长王闿运振衣而起，这一日要行开学典礼，他得早行布置。当校工启开书院大门，两位参加典礼的官员已先后步入学校，王与其闲谈并一同吃了早餐。大约上午九点过，总督丁宝桢莅临，王迎上前寒喧一番，典礼开始。学生们汇集于讲堂之中，师生行礼如仪，总督点名、训话。会毕，官员们各自散去，学生自觉抄书修习。送别官员后，王闿运即巡行课堂，与每一个住院学习的学子见面，询问他们的自修状况。
自修和住院学习是传统书院的特点，级别高的书院更是如此。书院每晚按时关闭大门，校外的人不得留宿，若违反即遭惩处。张之洞曾阐述过住校学习的好处，他说：“书院一举，必宜粹处久居，而后有师父检束、朋友观摩之益。”意为有老师日日检查约束，耳提面命，有同学天天过从往还，砥砺切磋，对于学问的上进是大有帮助的。后来胡适对于中国古代书院，尤其是宋代的书院非常欣赏，认为这种与老师朝夕相处的自修学习方式颇有西洋“道尔顿制”的精神，并说“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惟书院是赖”，这样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从现有的史料分析，当年的尊经书院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院级别，但其学制似乎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大约即以考取举人为标志吧。
那么，这些清代的“研究生”们读什么书呢？有些什么课程安排呢？张之洞在《尊经书院记》中罗列的教科书有：《释文》、《史记》、《文选》、《史记合评》以及《国语》、《国策》、《两汉》、《三国》、《说文》、《学海堂经解》。这些书目不出传统的经史子集的范畴，是张之洞认为的基础入门书，后来的山长可能也相差无几。对于具体的学习，书院规定学生“人立日记一册，记每日看书之数，某书第几卷起，第几卷止，记其所疑，记其所得，无疑不得，不可强书。不贵多，贵真过目；不贵猛，贵有恒；不贵涉猎，贵深思；不贵议论，贵校勘考订；不贵强记，贵能解；不贵创新解，贵通旧说；不贵更端，贵终卷。”这样的读书“秘籍”，放在今日，也应该是做学问的不二法门了。
作为研究性的修习，书院最初是不考试的，后来在官方压力下也进行考试，每月两次，一次为“官课”，由主管官员出题，一次为“斋课”，由山长或主讲出题。有一次“官课”考试，官员失职未出题，王闿运忿然大怒，差一点就拂袖而去。
作为高级学校，书院学生所得到的津贴费是可观的，称为“膏火费”，但是，如果一课考试不及格即扣罚月费，二课不及格，除罚津贴外更“戒饬”当事人，三课再不及格，便不留情面开除学籍，而对考试优异者则另有奖励。学规是严格的，张之洞在《尊经书院记》中记录了十七条学规，除言及学生，还对书院老师做了约束。
光绪五年（1879年）2月29日，王闿运第一次出题考试，仔细阅读过卷子后，深感蜀中学子为可造之材。后来，每当他看到优异答卷，便要高兴地招学生面谈，每每夜已深沉，师徒间谈经论道、品评诗文的兴致丝毫不减。
蜀中学生是有福的，除了有名师授业，书院尚有大量藏书供他们悠游沉潜。在创办之初，张之洞即捐俸银为书院购置了上千卷的四部书，并辟“尊经阁”专为藏书之所。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书院藏书已逾数万卷。学校鼓励学生们多看书，多借书，对于图书遗失者的“处罚”，是命借书者抄录原书一本即可。这也正可见书院的用心所在，因为张、王二人皆是提倡抄书的，这本就是学习的一种手段，可以让学生加深对经典的熟悉程度，也有益于锻炼学生的恒心与毅力。
告别“八股文”
尊经书院创建的初衷是“起蜀学，绍先哲”，当年薛焕率领众乡绅投书建言时，在他们心中也是怀着这个愿望的，但对于洋务派领袖张之洞而言，应该有着更大的视野与雄心。重振蜀学，当然是题中要义，而以此为实验契机，摒除暮气沉沉的科考教育以及帖括之文，建立崭新的教育制度，重续中华文化的精义才是张之洞的核心。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在课程设置上便可见张之洞的努力。
最初，学校欲设五个专业：经学、史学、经济、算学、词章，其中不乏有西洋课程在内。每一科目“各延一师，弟子各执一业”，这一设想后来作罢，与西学关涉的学科没有实现，仍以中国传统的学问教授学生。史料说，这是经费和师资都困难，但是西洋学说到底还是非常次要的，恐怕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吧。到了书院后期，方才开设了天文、地理、化学等西学课程，不过那时候，已经是书院即将被更加新式的“学堂”取代之时了。
可以说，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尊经书院始终处于裂变的矛盾与张力之中。一方面要维护国家的道统和人文尊严，一方面又不得不吸取西方的“奇巧淫器”以及面对其人文思想的侵染。一方面要重拾渊深的中国古典，一方面又要应对现实的科举考试。不过，无论如何，八股文已经在书院退到次要地位了，在当时普遍固守此一教育思路的 状况下，这已经是书院除旧布新的惊人之举了。
经过短时期的教化，蜀中学子已然对传统经典有了心得，“数月文风丕变”，“人人有著述之思”。在书院仅存的28年间，学生们交出了自己不俗的“答卷”——书院汇集勘刻了学生课艺集（论文集）共四本：《蜀秀集》、《尊经书院初集》、《尊经书院二集》和《尊经书院三集》，共38卷。这之中，对传统国学的研究占了压倒性的比重，只有一篇“数学求证”的论文可视为“实学”中的罕物了，而八股文则被全部课艺集摒除在外，一篇未收。
虽不志于科举，但对应对科考的“八股文”，这些博览群书，文采飞扬的尊经少年其实并不畏惧。丰富的学养和训练有素的文章之道更有利于他们占得先机，事实上，张之洞与王闿运在教学中也是如此宽慰他们的。光绪21年（1895），资州人骆成骧即以一篇“策论”赢得光绪皇帝的青睐，钦点其为状元。一时间，这位清代四川的唯一状元成为传奇似人物。民间传说，那是他家祖坟埋得好，又说，当年慈禧太后梦见骏马一匹且头上有角，这不就是一个“骆”字吗。此为笑谈，当然不足为据，但这件事显然也有吊诡之处：以前的书院专攻科举应试文，两百余年间竟未培养出一位为蜀中争光的状元郎，而视科举为余事的尊经书院却令人惊讶的做到了。
就在骆成骧高中状元的三年之后，光绪24年（1898年），清朝皇帝奏准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再过三年，又颁《改书院为学堂上谕》谕令。显然，当时的欧风美雨加强了皇帝的维新决心。又过一年，其时为中国旧历壬午年，再颁《钦定学堂章程》，仿照西方设立完全西化的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堂，这是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壬午学制”。随即，四川总督奎俊奏请朝廷批准，锦江书院与尊经书院同时改制，并与四川中西堂合并为四川通省大学堂。四川中西堂建于1896年，是今日四川大学的前身，合并而入的两所书院也被教育史专家认定为今日川大的历史正源。
尊经书院消失了。尊经书院的一位学生在宣统元年（1909年）记录下一首烂漫的成都童谣：“大月亮，小月亮，哥哥起来学木匠，嫂嫂起来洗衣裳。白白洗，白白浆，送哥哥，进学堂。一个学堂窄又窄，两边坐的烧香客。”才过去了几年，娃娃们就只晓得学堂不晓得书院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