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奋斗历程 时刻不忘初心(上)——红船上的四川大学人

来源: 2018年04月20日 作者:图书馆馆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党跃武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浙江嘉兴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的大事。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率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浙江嘉兴南湖上的红船。他曾经将“红船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的红船,这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从这里开始,“红船精神”成为了中国革命的精神源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劈波斩浪、砥砺前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红船精神”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开辟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强大支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引领人民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因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

 

 

                                                              王右木               童庸生           恽代英

一、红船上最早的四川大学人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红船精神”是始于红船的思想之源,是一大批中国先进分子共同的价值理念;是成于实践的发展之魂,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前进动力。因此,“红船精神”超越时空,具有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二十世纪初年,在四川地区共产主义党团组织的创建过程中,王右木等为代表的四川大学师生表现出无比的忠诚、坚定的信仰和不懈的追求。他们是红船上最早的一批四川大学人,是“红船精神”的重要践行者,是四川大学“红色基因”的重要淬炼者。


(一)四川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

根据共产国际档案《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前后在四川成都、叙府、雅州、顺庆和重庆成立了五个共产主义组织并选出四个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实际上,这些组织可能都是读书会或研究会性质的,并且由于选出的代表未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而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所属组织。1922年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提到,四川有3名中共党员。据考证,选出参加党的一大的四川代表中至少有王右木等,他在1921年夏到了上海而不知何故没有与会。陈独秀报告中提到的四川3名党员则是王右木、童庸生和恽代英,他们都是四川大学的校友。

1.王右木

王右木(1887-1924年),四川江油人。四川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和四川共产主义党团组织最早的创建人和领导人。1909年,他考入四川大学当时的四川通省师范学堂。1914年留学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参加中国留日学生反对“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加入神州学会,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1919年在四川大学当时的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任学监和附中主任,并教授日文。1920年起,他先后组织成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成都独立一组,创办《人声》报,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新思想。1924年夏经上海赴广州参加党的会议,7月从广东出发回川,9月上旬行至贵州境内,沿途进行社会考察和革命宣传,不幸牺牲。

2.童庸生

童庸生(1899-1932年),重庆巴县人。1919年考入四川大学当时的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积极参加张秀熟、袁诗尧等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参与出版《四川学生潮》等进步刊物。他协助王右木开展党团具体工作,1923年毕业后回到重庆,1925年1月当选为重庆团地委书记。1926年10月童庸生进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和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32年3月从上海乘船返川途中,童庸生不幸失踪。他被认为是具有“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很强的活动能力”的革命者。

3.恽代英

恽代英(1895-1931年),江苏武进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1915年,他进入武昌中华大学攻读中国哲学。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创办进步社团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是“五四”运动武汉地区的主要领导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他应吴玉章的邀请任教四川大学当时的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1923年8月,他当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宣传部部长。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在南京被害。


(二)四川地区共产主义党团组织的创建

1.主要过程

第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是四川地区最早的共青团组织。

1922年4月,王右木领导的马克思读书会骨干成员童庸生、阳翰笙、李硕勋等,在1920年秋建立的马克思读书会的基础上,自发组织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10月1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建立。童庸生为书记部主任,由王右木指导工作并负责与团中央书记施存统联系,本校毕业生刘砚声、张秀熟和何珌辉等开展全省各地团组织筹建工作。1924年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四川大学校内外建立了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工业专门学校、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高等蚕业学校、西南公学、工界、志成法政学校、监狱专门学校等11个支部。

第二,中国共产党成都独立一组是四川地区最早的共产党组织。

1923年夏,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委员会成员秘密转党,经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成都独立一组,书记由王右木同志担任。这是四川地区最早的共产党组织。1926年春,由于四川地区四川地方军阀混战,政治重心逐步东移到重庆。最早的四川省一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委员会经中央批准成立,曾任教四川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的杨闇公担任书记,曾任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吴玉章为宣传主任。

2.四川大学的贡献

第一,四川大学为四川共产主义党团组织创建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成都历来是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更成为新文化、新思潮和革命运动的重要基地。四川大学(包括当时的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等)是四川的最高学府,是四川文化和革命的重要堡垒。在这里,革命思想活跃,进步组织、进步报刊如雨后春笋,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为共产主义党团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上世纪20年代后期,四川大学当时的国立成都大学同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支部委员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特别支部委员会。

第二,四川大学师生是四川共产主义党团组织的主要创建者和重要成员。

在四川共产主义党团组织的创建过程中,四川大学师生尤其以王右木和童庸生的作用最为突出,是四川地区共产主义党团组织的标志性人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组织、联络、宣传和领导的作用。早在日本期间,王右木就与李大钊、李达等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结识。1920年夏天,王右木在上海考察期间,会见了陈独秀、张太雷、施存统、阮达时等。他回到成都后,立即建立了马克思读书会,进而创建了四川地区的党团组织。他与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有来往信函20余件,主要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在四川地区创建党团组织的过程中,童庸生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的童庸生不仅积极参加了马克思读书会和共产主义党团组织的活动,还介绍杨闇公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童庸生在北京与中共北方区委的赵世炎一起介绍自己的校长吴玉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三,以四川大学师生为主要成员的四川马克思读书会是四川地区共产主义党团组织创建的组织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大都以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或研究会的名义开展活动。四川地区当时并没有成立专门的共产主义小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说的共产主义组织也只是读书会性质的。其中就有1920年秋天由王右木组织,童庸生具体负责,在学校明远楼成立的四川马克思读书会。他们以四川大学为主要阵地开展各种活动,成员由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和附中的师生逐步发展到成都市的各个学校,许多中小学教师、新闻工作者、社会知识青年和少数工商从业人员也参加进来。最多时,成员达一百余人。读书会大致按学校分成小组,采用自行阅读、小组讨论和讲演会等形式。王右木除自己讲之外,专门请恽代英讲阶级斗争,请吴玉章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王右木牺牲后,马克思读书会继续坚持开展活动,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国家主席杨尚昆曾经回忆:“1924年,我在成都高师附中读书,经闇公四哥介绍,我结识了几位高师的学生”,“参加了他们组织的读书会。”其时,除了四川马克思读书会之外,在成都还有吴玉章、杨闇公1924年4月13日建立的成都社会主义研究会,又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第四,四川大学师生创办的《人声》是四川地区共产主义党团组织创建的重要舆论工具。

面对无政府主义泛滥,王右木认为,必须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1922年2月,他主编的《人声》报成为四川地区共产主义党团组织创建的重要舆论工具,意在“鼓动人民起来大声疾呼,提出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也就是说使这个刊物能代表人民的呼声。”四川地区两届团委书记童庸生、蒋雪邨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都曾经谈到他们受王右木和《人声》报影响的情况。因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向导》周刊出版前,《人声》在四川起了它不可磨灭的战斗先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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