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建成的四川大学烈士纪念碑亭（望江校区）
2011年落成的四川大学英烈墓（江安校区）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和浙江嘉兴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的大事。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率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浙江嘉兴南湖上的红船。他曾经将“红船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的红船，这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从这里开始，“红船精神”成为了中国革命的精神源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劈波斩浪、砥砺前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红船精神”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开辟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强大支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引领人民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因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
二、在“红船精神”的引领下
四川大学从来就是“传播革命种子的园地”“民主堡垒”“进步势力大本营”“发皇文明的阵地”。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人民的幸福，一代代四川大学人在“红船精神”的引领下，谱写了一曲曲嘹亮激越的生命之歌，铸就了四川大学历久弥新的革命文化。他们既是“红船精神”的创造者，也是“红船精神”的传承者，更是“红船精神”的力行者。
（一）四川大学的“红色基因”
自诞生之日起，四川大学就涌现了一大批与时代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仁人志士。其中，有四川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王右木、恽代英、童庸生等，有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朱德、杨尚昆、刘伯坚等，有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先驱吴玉章、张澜、张培爵等，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英雄吴虞、张秀熟、袁诗荛等，有抗日救亡和迎接黎明的勇士杨伯恺、江竹筠、毛英才等。在有着悠久历史底蕴和深厚革命文化的四川大学，60多位校友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和人民幸福献出了生命。“红船精神”已经化为永恒的“红色基因”，成为四川大学光荣的革命传统，融入四川大学人的血脉和灵魂。
一是追求新知，引领社会的革命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四川大学的广大革命师生始终走在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最前沿。对旧时代的愤懑和不安不是他们的目的，对新知识的渴望和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期盼才是他们的理想。他们组织各种进步社团，开办各种读书会，创办各种进步刊物，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思想，积极广泛地传播新思潮。尤其是他们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认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先进思想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
二是艰苦奋斗，献身社会的革命传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四川大学的广大革命师生始终是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时代弄潮儿。他们用热情和热血熔铸了四川大学光荣的革命文化，他们的忘我和无畏让所有人都对他们充满着无穷的敬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高举着革命的旗帜，坚持战斗在革命斗争的第一线，甚至把敌人的监狱也作为新的战场对待。无数的革命烈士用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以自己的满腔热血，在四川大学的历史上、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三是服务人民，改造社会的革命传统。无论在什么时候，四川大学的广大革命师生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把心系天下劳苦大众作为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把建设一个崭新的世界作为他们无怨无悔的使命。他们走出象牙塔，走向无比广阔的社会大舞台。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紧密地加以结合，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组织工会、创建农会、开办夜校，到工厂和农村的最基层播洒革命的火种，为星星之火燎原全国做出了四川大学人的历史贡献。
（二）我们永远都是红船人
“红船精神”铸就的“红色基因”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川大精神”的重要组成。在追梦路上，要时刻不忘初心，弘扬“红船精神”；永远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我们都是红船人，我们永远都是红船人。”
一是不忘誓言，忠于所学，牢固树立爱党爱国的理想信念和无私奉献的思想境界。作为一种忠诚，“红色基因”鼓舞着我们“不敢惮劳”“责在人先”，让生命之花为爱党爱国而永远绽放。1927年，四川大学校友、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任书记杨闇公被捕后，敌人问他：“你是不是杨闇公？”他面不改色地说：“我是，你们又怎么样？”敌人说：“那你不要干什么共产党了，跟到我们才有命。”他回答：“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仰。”他又说：“一句话，我头可断，志不可夺。”敌人用尽一切卑鄙手段，但丝毫不能动摇杨闇公的革命意志。同样面对反动派残酷的严刑拷打，被誉为“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的江竹筠烈士始终坚定着对党的忠诚和必胜的信心。1949年8月，她在给亲人的信中写到：“苦难的日子快完了。……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二是千锤百炼，一心向学，始终坚持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和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作为一种信仰，“红色基因”激励着我们“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让无悔青春为民族复兴而常新常在。王右木经常教育学生说：“要研究新的社会科学，从旧的国故中走出来，做中国的新青年。”1924年春天，军阀杨森的四个亲信副官抬着一大箱银元和一张军部督办署高等顾问的委任状，说“杨军长久仰大名，请来共理川军。”王右木断然谢绝，他对妻子说：“杨森想用高官厚禄收买我，简直是痴心妄想，我和他的信仰主张是水火不相容的，我怎么能去做他的官？”在出版《人声》报时，王右木集社长、编辑、主笔于一身，几乎用所有的工资来办报。有时，他们全家和聘请的两个学生每天只吃两个锅盔。1947年，曾经担任四川大学教授的杨伯恺烈士被国民党逮捕后，经党组织和各界人士多方营救，重庆西南长官公署被迫同意释放他，但要他写一份悔过书，说什么：“只要你随便办个手续，就可以出去了。”杨伯恺立即严词拒绝：“我绝对不写一个字，就是马上提去枪毙，我也不写。死怕什么？人生自古谁无死？但要死得有价值。”在狱中，他告诫毛英才等难友要“泡咸菜”，准备长期战斗。
三是坚守本真，有所不为，永远保持克己奉公的廉洁意识和心系人民的公仆情怀。作为一种追求，“红色基因”鞭策着我们“奋志立身”“百人一心”，让智慧之光为人民幸福而光彩夺目。1948年9月，《红岩》作者罗广斌被捕后，正好与四川大学校友张国维同室。张国维对他说：“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没法活着出去，但你不一样。你有个哥，掌十万雄兵。你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1949年1月17日，在彭咏梧同志遇难周年纪念日，江竹筠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要求大家对被捕前的情况、被捕时的案情应付以及狱中学习情形进行总结。1949年12月25日，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罗广斌追记和整理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写成《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其中有著名的《狱中八条》：“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此时，曾经共同战斗的江竹筠、张国维、马秀英、李惠明、何懋金、郝耀青、蒋开萍、黄宁康、胡其恩、艾文宣等川大校友都已长眠地下。他们为这份报告平添了鲜血和泪水，对于今天的我们有着多么深刻的警醒作用啊。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在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道路上，每一个四川大学人都要高扬“红船精神”，赓续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熔铸优秀品质，努力把学习、领会、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实效，真正体现为学校全面推进“两个伟大”的新思路、新举措和新成果，“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川大答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