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年前，我出生在中国东北白城——那片绿野上。有人说，它位于科尔沁草原的边陲，绿得大气；有人说，它是吉林西部的粮仓，绿得富饶；也有人说，它有亚洲最大的兵器试验中心，绿得神圣。对我来说，初春里街心花园悄悄探出头的浅绿、盛夏里大草原一望无际的鲜绿、严冬里松柏苍翠无所畏惧的深绿，以及军营里生生不息的橄榄绿，一点一滴地融入我的生命，把绿野对我的滋养哺育和我对家乡的最初认知，镌刻在我生命的年轮上。

父亲说，有绿色就有希望。父亲是军人，也是作家。我的文学启蒙，来自于他的教诲。读小学时，《人民文学》、《十月》、《散文》是父亲书桌上的常客。我经常在做完功课之后，溜进父亲的书房，在这些文学杂志里醉心遨游。还有“一报一刊”，是父亲必读的：一报是《白城日报》，“原上草”副刊时常有父亲的散文；一刊是白城市文联主办的文学季刊《绿野》，一年虽然只有四期，但父亲很喜欢。他告诉我，一个城市，拥有一份纯文学杂志，是极其幸运的，“《绿野》，就如同这个城市的绿色，承载着这片土地的人文、精神和希望。”这对于我深刻地理解文学的意义、更好地接近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父亲是爱《绿野》的。每每读到《绿野》里的好文章，总会用蓝黑色的水笔，在段落旁写下自己的评论和感受。记得有一次，他把一篇写春日之雪的散文特意拿给我，让我仔细地读、认真地学。他还曾说，待工作不那么忙了，也有了心境，一定写一篇关于“橄榄绿”的小说给《绿野》。我明白当时父亲的“忙”：八十年代末，父亲在部队里负责政治宣传工作，绝大部分的精力都必须要首先确保《解放军报》的供稿，而且还必须要完成《解放军文艺》、《西南军事文学》等一批军内文学期刊的指定创作。那些年，父亲每年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日子，要深入兵器试验的最前线，一边采写新闻，一边积累报告文学的素材。所以，直到父亲突然因公牺牲，也没能给《绿野》写成稿子。那时，我刚刚初中毕业。

或许是因为父亲的缘故，在最初的日子里，我对《绿野》有种说不出的复杂感受：它是父亲生命里的一个无声的缺憾，让我想起来就有些黯然神伤。所以，读高中时，虽然我的散文和诗常常出现在《白城日报》的“原上草”和《白城晚报》的“洮儿河”两个副刊，并开始给团中央的中学生报刊撰写专栏，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在《绿野》上发表文章。似乎在等待什么，却又说不清楚。

十八岁那年，我离开家乡，一晃二十一年过去。这二十一年间，我告别儿时的绿野，到西南蜀地求学，到海上之都工作，到东方之珠定居。这二十一年间，我一步一步告别学生时代，做过大学老师、记者编辑，如今成为一名专栏作家。这二十一年间，我发表了近百万字的作品，有些还被翻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被推介到了海外。可是，越是这样，我就越想念父亲，怀念家乡，感念那片绿野赐予的生命的萌动、写作的灵感、生活的希望。我常常问自己：倘若我不是生长于那片绿野，倘若没有绿野的滋养和启蒙，我会是今天的自己吗？走得越远，对“根”的眷恋就越深。

去年夏天，当我在港岛的家中，终于布置好属于自己的书房，我又一次地想起了父亲和他的书房——我儿时文学启蒙的摇篮。书房的书桌上，《香港文学》、《城市文艺》、《大公报》……我似乎又回到了童年，看见了慈爱的父亲，笑吟吟地对我说：“有绿色就有希望”。我猛然发现：多年来，我用心写作、努力生活、潜心积累，或许正是为了等待有朝一日替父亲完成他当年的心愿。那我还犹豫什么？于是，我把自己到香港定居后创作的诗歌，精选出一组，按照网上找到的地址，发给了《绿野》。

二零一八年的最后一天，我收到了来自家乡的《绿野》，我的名字，第一次在《绿野》上变成了铅字。我把它放在书房里，我想，父亲一定会知道，也一定很欣慰。人生总有很多缺憾，但于血脉的延续中，我们总能完成很多弥补，拥有更多的发现，体味到更深刻的哲理。那片绿野，教给我的，是文学的启蒙、家国情怀的激荡，是亲情的浸染、故乡的眷恋，让我即便远走在千里之外，也能够收获生命的绿、天空的蓝。

母校邀请我今年九月给学生们做一次写作讲座。我想，我一定会告诉他们：请珍惜和感恩你生命中的那片绿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