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楚（1877—1961），字先乔（仙樵），斋名空石居，生于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区），是著名的文史学家。向楚师从赵熙，是“赵门三杰”之首；他潜心于教育与学术研究，先后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任教。向楚著述颇多，在四川大学任教期间所编纂的《巴县志》，是优秀的地方志书；其诗集《空石居诗存》具有极强的艺术性与感染力。

向楚与大师赵熙的师生情

向楚1877年生于四川巴县，他天资聪慧、勤奋刻苦，八岁入私塾学习经史子集，二十岁那年以优秀的成绩考入重庆东川书院，受教于赵熙门下。时任荣县县长，兼任东川书院山长的赵熙是著名的书法家、诗人。赵熙对“诗古文辞”颇有研究，有独到之处。他对勤奋聪慧的向楚很是赏识，精心指导。向楚诗词书画样样擅长，很为出众，与同学周善培、江庸一起，被称为“赵门三杰”，向楚是三杰之首。1898年，赵熙提拔向楚为书院的斋长，第二年，他“入京参预明年例转御史廷试”，向楚也一同“从学赴京”。跟随恩师多年，亦师亦友，向楚受到的影响最深，他继承了赵老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以及对于书画的大家风范。

赵熙主持书院以“治学当为古今中外之学，不以耳目尺寸之学”为宗旨，以“读书之根柢在通经，通经之根柢在通小学”为基础。这种打好扎实基础，博览群书的做法对向楚的影响很大，对他之后的治学生涯也有指导性。

赵熙是晚清的书法名家，“初出于颜（真卿）赵（孟），中年以后端严劲重，上追唐贤，不规规于一家者，盖由学养性情使然”，尤其是对碑帖的领悟和应用，形成了独创性的“赵字”。在老师的影响下，向楚对书法、画论都颇有研究，尤其潜心碑帖，并将碑学的精髓融进帖学之中，形成一种碑帖交融的书法风格。“访碑踏遍大荭山，便作戎州界石看。认取金轮新造字，好扪烟墨洗苔瘢”（《又题伯希新得武周石刻》）。他还与黄宾虹等人创建了蓉社，后来扩大为蜀艺社，并为诸多入蜀的书画家题画，其中包括为张大千、董寿平等大家的题画诗。向楚文字功力深厚，字体清雅脱俗，也是著名的书法大家。

赵熙与向楚年龄相差不过十岁，他们这种亦师亦友的情谊一直为后人所称赞。从向楚的几首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浓厚的师生情谊。“世路饱经为客久，师门老觉负恩多。羽毛又被风吹力，愧读平头六十歌。”（《六十生日香宋师宠以长句赋谢》），时为大家的向楚，在恩师的面前，还是十分的谦虚。向楚经常和老师相聚，随四川大学迁往峨眉，也邀请老师畅游峨眉，“念乱可忘师友乐，凌云一醉定何如”（《峨眉重阳雨中寄怀香宋师》）。向楚曾写《重阳赴荣县祝香宋师八十一寿》（赵熙也号香宋）一诗：“秋高木落雁南翔，晓发轻装向旭阳。四角车尘分野色，十年韵事续慈香。长星酒意心先醉，九日花期菊有芳，天为吾徒留此老，儒林文苑鲁灵光。”那时的向楚已经七十一岁高龄，不顾路途遥远，亲赴荣县给恩师祝寿，从内心深处感到十分的幸运与快乐，师生情谊深厚可见一斑。

向楚在四川大学的教育实践

向楚和四川大学的渊源深厚，在此从事教育工作长达二十余年。1924年初，他被成都高师校长吴玉章聘为国文部教授兼主任；1926年至1927年任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两校的教授以及国文系主任；1927年至1931年任公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并代理四川省教育厅长；后为学校文学院院长（长达二十年）、文科研究所所长；1949年被推选为四川大学的代理校长。向楚有着刻苦严谨的治学精神，深厚的文史功底，是蜀中的一代名家，他的教育理念值得现代教育家借鉴。

关爱学生，胆识过人

1932年，向楚在担任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时，发生了一件十分危急的事情。时局动荡，军阀混战，为了争夺皇城内煤山这个全城最高点，四川军阀刘文辉与田颂尧在成都市区开展枪战，而学校文学院是在旧皇城内原成都高师的旧址里，一时陷入枪林弹雨之中。被围困在皇城内的四川大学师生员工，纷纷躲藏在墙角或床下躲避枪弹，几天几夜无法喝水吃饭，部分寝室也被洗劫一空，学生也有伤亡，弄得是人心惶惶，胆战心惊。这种情况让向楚十分担忧，为了师生的安全，他亲自给刘文辉和田颂尧打去了电话，呼吁停战半个小时，好让学生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刘、田二人十分惊讶，同时也为向楚的过人胆识所折服，双方停止了枪火。枪战刚停，向楚就立刻带领300多学生离开皇城，步行到了位于南较场的川大理学院避难。向楚临危不惧，指挥调度镇定自若，受到了师生们的赞扬：“向楚一介学人，却凛凛有武人之威”。

在教学中宣传进步思想

早在1906年，向楚就加入了同盟会，在其后的教学生涯中，也积极宣讲进步思想。他利用讲课或者自习指导的时间，与学生讨论古今形势，介绍学生阅读进步报刊，如《民报》《国粹学报》，以认清国内外的形势；还讲授明代顾炎武、黄宗羲等的著作，唤醒学生们的民族思想的觉醒。除了向学生宣讲进步思想，向楚还与学校领导者密切联系，交流治学之事。向楚受聘于成都高师时，与当时的校长吴玉章交情很好，经常讨论进步思想，并积极配合吴玉章的革命活动。吴玉章在学校创建进步组织，关心学生进步社团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向楚与吴玉章的思想保持一致，在教学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鼓励学生参加进步社团，推进新思潮在学校的传播与扩展。向楚在成都大学、成都师范任职期间，与校长张澜私交甚好。张澜经常去向楚家中看望，共同讨论国内形势、治校治学等大事。

聘请名师，临危受命代校长

向楚在四川大学两任校长，1927年任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川大前身）校长，1949年任国立四川大学代理校长。

在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向楚“以民族文化的继承发扬为己任，投入全部心力经营。”他聘杰出的历史学家蒙文通为教务主任，聘曾为《川报》社长的宋师度为学监，“合三人之力，既负责行政又兼任教学。”他还请来当时的名儒讲学，比如邀请著名的经学家龚道耕讲授经学，碑学名家及书法家余舒讲授诸子，戏曲史专家卢前讲授词曲，成都“五老七贤”之一的徐子休讲授宋元哲学。教师阵容强大，加上学院鼓励学生自己阅读典籍，自行钻研，治学效果很好，教学质量很高。

任国立四川大学代理校长，向楚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气魄。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挺进西南，合围成都。当时，学校校务无人负责，加上当时胡宗南想驻兵川大，学校校舍及财产严重受到威胁；还有传闻曾对川大学生痛下毒手，制造了“四·九”惨案的王陵基要血洗川大。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德高望重的向楚，临危受命，被全校老师推选为了代理校长。向校长临危不乱、处惊不变，配合地下党，领导全校师生进行了护校运动：先转移大部分同学进城或疏散在学校附近，同时留下必要的人员留守学校，并安排留守负责人对驻扎在校内的国民党士兵进行了策反工作，动员他们也来看守学校、保护学校。直到12月30日成都解放，人民解放军军代表进驻川大，时年72岁的代理校长向楚才安排通知各系同志返校，并组织了移交仪式，将川大完整的交给了军代表曹振之。向楚有担当的行为让广大师生敬佩，也让军代表为之称赞。

治学刻苦，经验丰富

在川大教学时，向楚的文学水平和教学经验达到了人生的顶峰。

向楚在川大主要研究文字音韵学、训诂学、诗古文辞等，国学基础扎实，记忆力好，理解能力强，有“活字典”的美誉。向楚高徒黄稚荃谈到先生“为学，兴趣甚博，平居于词曲、书画、小说，无不深有研究。”据向楚的孙儿向在淞回忆“（祖父）学生众多，凡有人向他请教，他都能讲所问问题属于哪一类文章、哪一本、哪一篇，告诉他们，甚至可以将某些有关段落一字不漏地背出，逐句逐字加以解释。”更为赞叹的是，向楚去重庆巴县修《巴县志》，他需要什么书，便会写信回成都请人去取，并说明放在哪一间房、哪一个书架、哪一格、哪一部中，无一差错。向楚将这些经验与体会毫无保留的传授给学生：“熟读深思是学习的有效经验之一，重要的书必须熟读、精读，最好能背诵其精要部分，只靠泛泛浏览是不够的。”他要求学生学而能思，读活书，反复背诵的同时理解作者的用心，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才能将之运用自如。这些独到的见解，学生们很是受益，也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其中知名的有姜亮夫、黄稚荃、文百川、徐仁甫、罗孔昭、陶亮生、殷孟伦等人。姜亮夫回忆在学校的学习生活，曾谈到“虽然这个学校外表是破破烂烂的，可是教育的实际效果是扎扎实实的。”

见解独特，代教育厅厅长

1927年至1931年，向楚除了担任川大文学院院长外，还在四川省教育厅任代理厅长。任职期间，向楚积极促成国立四川大学的成立，即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三校的合并，合并后的公立四川大学是当时国内13所国立大学之一。这是学校历史上著名的“三水汇流”，“是学校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川大国立化和近代化的进一步启动”。

向楚对于教育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也敢直言。在《建议改进全国暨川省教育书》中，向楚谈到“今之谈教育根本者，皆谓世界教育之第一线，先教其所以为人，所谓以此为基点是。优秀者为国士，一般者为国民。欧美日本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其教本为一线之贯……国语课本尤多荒谬。”建议“在高小时，宜节选重要简明之经训若干条，使之诵守……初中以上，可选经读。使初中学生，稍接受重要经训。大学中文系，乃请授经学”。对于各阶段的教材，向楚认为“部定初中国文课程标准，有精读、略读二种。”所有教材改革的根本在于“定品行之甲乙，立人格之基础。”做人的培养是最为重要的，可见向楚的眼光长远，对教育的见解独到。

《巴县志》，地方志书精品

1926年至1936年，向楚两次被聘为《巴县志》的总纂。早在清乾隆时期，巴县就开始重修县志，但是“时局多变，时做时废，”直到向楚被聘为县志总纂，才完成了这项宏伟的工程。旧志只有“建置”“疆域”等11类，新志增加了“交通”“物产”“革命军始末”“选举”“交通”等类，新《巴县志》有23卷，附文征1卷。向楚将大量的明清珍贵历史资料保留在了志书中，对云贵川军阀在巴县的苛捐杂税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在亲自撰写的“事纪”与“蜀军革命始末”中，向楚将亲身经历记载下来，并保存不少辛亥革命前后的史料。向楚“取舍之间又很审慎周密，处处以良史笔法行之”，两年就完成了这部史学界好评的优秀作品。如今的学者要研究了解重庆的历史风物，向楚版《巴县志》是必不可少的志书。

向楚治学从政数十年，以个人学识与人格魅力令人折服。孙中山曾亲笔书写“蔚为儒宗”四个字赠之，对他的道德以及学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向楚曾说：“若讲经学史，须严别汉代之古文今文，若通经致用，则宜择其有裨于今日国家之政教者。”这也是向楚治学生涯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