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国立四川大学从皇城校区迁往峨眉山办学，历时近4年，1943年迁回新建成的望江校区，开始了四川大学办学的新纪元。

胡淮珍是1943年川大文学院教育系第12届的毕业生。2014年，档案馆谭红用半年的时间多次采访了97岁高龄的胡老先生，老校友勉力回忆，玉成了这份弥足珍贵的采访文稿。今年7月，胡淮珍老校友在家中仙逝，享年103岁。川大峨眉山时期最老的学生走了，愿他在另一个世界岁月静好，永享太平。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愿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告别皇城 动迁峨眉

四川大学1939年迁校峨眉山，至今(2014年采访时)已是75年前的事。

我1939年入校，当时国立四川大学所在的皇城校区处于成都市中心地带，因为抗日战争，校长程天放为了避免日机轰炸以及地方军阀、士绅的干扰，所以把学校迁到了峨眉山办学，我四年的大学生活都在那边，对学生在峨眉山校区的情况比较清楚。

当时，川大文学院、法学院在市中心的皇城校区，理学院在南较场，农学院在城东郊外的望江楼。1939年6月，除了农学院未动，其余文、理、法学院都陆续迁到了峨眉山。在伏虎寺、万行庄、鞠槽、报国寺，还有报国寺附近的庙宇如善觉寺、雷音寺等，都分布着学校的教室、宿舍和办公地点。

师生们在峨眉山的生活是与世隔绝、简单枯燥的，但是目之所及，秀峰环列、林深谷幽、云岚飘忽；庄严寺庙，或藏于幽谷，或显于峰梁，或悬于岩壁；春夏季节，野花遍地；秋冬降临，银装素裹；身临此境，师生们自觉心胸空明，如临佛境，如入神界，在世俗喧嚣之外，觅得了一方远离尘世干扰、潜心学问、修身养性的净土。

安营扎寨 潜心办学

为了解决上课的教室问题，学校在伏虎寺大殿左右园林的地坝上分别修了四排木结构的房屋，每排各有三间教室。图书馆设在伏虎寺正门外左边一个很结实、宽广的大草屋内，借阅书籍的师生是很多的。大礼堂是一个林、木配搭结构的大草棚，与图书馆相邻，但很少在这里开过大会。在报国寺与伏虎寺之间有一块小平地，修了仅有的一个篮球场，供课外活动锻炼之用。

为了解决教职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1940年春，在报国寺左边的红珠山小堡下成立了“报国小学”，附设幼儿园，校长由教育系的一位蔡姓女讲师担任，教师由老师们的夫人担任，这些师母们都曾受过高等或中等师范教育，她们的慈爱之心，令人敬佩。

1941年夏，在报国寺对面，创办了“川大师范学院”，院长是文学院教育系教授、哲学专家黄建中，院内设教育系（原文学院教育系并入）、理化系、数学系、公民教育系、地理系等。

1941年秋天，在报国寺门外空地上成立了“川大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外国教育史专家普施泽教授担任校长，有文、理学院的助教、讲师负责中学课程的教学工作，既为师范生提供了教学实习场地，又为报国小学毕业生升入中学之所。

1942年春，“文科研究所”成立（重点是中文专业），由四川名儒、著名文学家、文学院院长向楚教授担任所长。“理科研究所”（重点是化学专业），由留日化学专家、化学系主任杨秀夫教授担任所长。

风雨飘摇 弦歌不辍

当时，校本部、教务处、总务处、训导处设在伏虎寺。滑竿是山地来往的“交通工具”，但学校的老师都是步行去上课，包括资历很老的向仙乔、邓只淳等老教授，都不坐滑竿。

老师们在峨眉山区的日常生活平淡、清苦，但对学生的教育工作却非常认真。伏虎寺常年处于浓雾、雨水包围中，夏季滂沱大雨，冬季大雪纷飞，老师们常常要拿着手杖，绑上沉重的防滑鞋，穿过丛林，越过悬岩，经过凸凹不平的泥泞羊肠山路，再登上五、六十步的高石梯子，才能进入伏虎寺。在擦去脸上、头发上、衣服上的雨雪后，老师们笑颜悦色地走进教室，先清点完上课学生数，接着把讲授内容一版一版地写在黑板上，必要时作些口授。

学生们必须迅速抄下板书的内容，因为当年很少有统一的教材，又没有印刷讲义的油印设备，全靠老师的板书内容和指定的必读参考书。各门课程的期终考试，实行闭卷考试的比较少，多门课程实行开卷考试，写读书报告。老师们很耐心地对学生写的读书报告（或读书心得）一篇一篇地评阅记分。

“罗汉堂”变成女生院

住在伏虎寺大殿里的学生也就几百人，当时学生衣食住行很朴实。男学生一般都穿长衫、学生服，还有瓜皮帽，大部分不戴帽子。女生都穿素色旗袍，素色短衫、短裙，素色袜子，青色平底布鞋，不化妆，一律本色面目。伙食由学校办理，也有私人工友或当地农民办理，由学生决定在哪里搭伙，山上条件有限，少数人还住在农民家里。

女生院设在伏虎寺大殿左边的一个独立四合院里。这个院子也叫“罗汉堂”，内有五百罗汉，均是木质雕刻的，造型精美，栩栩如生，有喜、有笑、有怒、有忧、有善良、有威猛……凡是人间表情，在这里几乎都能看到，尽管它们表情不一，但内心善良，都是有一个共同愿望——济人度人。有趣的是，把“罗汉堂”作为女生院，不免让人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