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爱笑，尤其是与学生打交道的时候。他笑起来，绝对算不上含蓄，露一口白牙，体面的“三七分”和标致的银丝眼镜也藏不住他的亲切和热情。
这是在他骨子里酝酿了半个世纪的、重庆味儿的热情。
他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现当代文学的教授也是学院的院长，虽然这些头衔似乎早已与“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这些词汇形成了固定搭配，但与之相较，学生们对他却有着“独一份儿”的评价——喜感。
这大概来自于他上课时那种投入和激情饱满的状态。学生说“他每天都乐呵呵的”，“讲课声音特别洪亮”，“上课会有很多段子和故事”，“让你觉得能够沉浸在他的课堂里”……
去听他讲课的人很多，教室后门有时会围满了人。有学生实在不想挤了，索性另辟蹊径去上了他的网课；也有同学是上了他的网课，慕名而来。
一些学生的文学热情始于李怡的课堂，而李怡对文学的情有独钟始于儿时的连环画。
“抢购”一个故事
为了收集齐全套六十本的绝版《三国演义》连环画，刚上初中的李怡花了不少心血，却总是“差那么几本”。一个“志趣相投”的同学，在发现自己和李怡的连环画加起来正好能凑成完整的一套后，向李怡提出了“谈判”：他要用手中“真正的”《三国演义》古典小说来换李怡手中那几本绝版的《三国演义》连环画。
“我当时心想，‘真正的’古典小说，肯定稀奇呀！那当然好了！”于是交易进行得相当顺利。直到第二天去了新华书店，李怡才发现上当了。
“真正的”《三国演义》古典小说，上架了。
“而且是敞开卖！”
现在回想起来，几本连环画不过是一个谈资，但对于儿时的李怡来说，连环画绝对称得上是“稀奇的宝贝”。那时书店每隔一两周才会上架两册新的连环画。“总共就那么几本”，小孩儿都盼着买，但往往求之不得。周末的新华书店享有着“祖传的”拥挤和热闹，李怡和其他小孩儿一样，齐聚于此，只为“抢购”一个新的故事。
当时的连环画和现在的漫画杂志不同。现在，一本漫画全班传阅，最后成了“油渣儿”。而那时的一本连环画仅供一人专享，“一般都不轻易外借的。还传阅？我才舍不得喃！”正因如此，多年过去，这些连环画从没落下过“油渣儿”的结局，而且还体体面面地躺在李怡的书柜里——光荣“退休”。
在连环画的启蒙之后，李怡开始在文学世界中寻找更多的故事，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故事。七十年代读古典白话，八十年代读科幻文学。但光看书自然是不能满足，看完《水浒》，李怡便学着样子自编章回体小说。后来因为对“三国”的故事结局不满意，他又悄悄地琢磨着“续写三国”。李怡回忆：“小时候热情大于实际能力，没有一本写完过，但是所有的章节回目都编出来了。”
几十回下来，每个回目都对仗得有模有样。
那个美好的中文系
1984年秋天，李怡自重庆北上，去往北师大中文系求学。这是一个顺其自然又美好的选择，“当时就没想过其他专业，读中文系，没有犹豫过”。
大二时，李怡被选为北师大“五四文学社”的社长，与同学一起编杂志、读诗歌、演话剧……对于自己创作的第一部话剧，他记忆犹新。话剧名为《尴尬》，不分幕、不分场，也没有具体、连续的情节，男女演员扮相保持正常，但角色性别互换。女演员上台就说：“我是个老头儿”，男演员张口就来：“我是个女大学生”。
整个剧在全场的爆笑中显得无厘头又略带“诡异”，李怡说：“要的就是这种，大胆探索，设法在一切艺术形式上突破传统。”
而在北师大的求学生涯里，最让李怡感到幸运和感激的，莫过于能够得到王富仁、蓝棣之、任洪渊等大师的教导。
“王富仁老师是个思想者，这个思想并不是一个外在于人的、离我们很遥远的东西。他会把他整个思考的过程全部都展现给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和他都会觉得其乐无穷。”
“任老师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家，与他在一起会被他那种文学气氛所包裹。”李怡至今回忆任洪渊先生，仍会被他那种“真诚”所打动。“他是向你展示他如何爱‘文学’这个东西的，他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自己的诗歌，在讲任何一个道理时都能把诗句穿插进去，你一点都不会觉得有异样。”李怡能够感受到“诗”已经成了任老生命和自我的一部分。
也正是在这些老先生的身上，李怡看到了“这个专业最美好的一面，以及当老师的过程中所享受到的那种快乐。”
说到这儿，李怡笑了起来：“我就说，我也要享受他们曾经享受的这种快乐！这很自然地加深了我想做老师的愿望。”
讲台和“桥”
讲台也是“舞台”，李怡上台像是自带了“聚光灯”，不少学生被他的风趣幽默所吸引、也被他的人文关怀所感动。有学生感叹：“不愧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在他身上有一种“肉眼可见”的“身正为范”。
李怡的声音有一股“冲劲儿”，从阶梯教室前面的讲台冲到教室另一端的后门，所以在后门外蹭课的同学根本不用担心听不清他讲课。李怡讲课的抑扬顿挫很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扬”和“顿”。他的“扬”，高亢洪亮中混杂着重庆口音，偶尔会在破音的边缘游移。但据学生们说，他对此拿捏得很到位，还没出现过破音“翻车”的情况。他的“顿”，则是刚落的话音配上微微嘟起的嘴，只剩下真诚的目光像是等着台下同学的回应。
现在的“智慧课堂”离不开一套精美详尽的PPT，但李怡的课堂并非完全如此。在一次鲁迅研究的课上，U盘出了问题，他非常自然地回归到了“原始的”课堂，一口气讲了三节课。这让一位学生很佩服：“在脱稿的情况下，居然对文本和知识把握得这么好！”
在李怡看来，站上讲台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尤其是作为一名中文系的老师。“你照样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精神活动，还可以把自己觉得有意思、有思想的东西传递给别人。”
李怡尤其喜欢鲁迅，“我要用很多句来说的东西，他简简单单就点明了。”他随口举了一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作为例子，他说，很佩服鲁迅能这么精准地用三个词抓住当时三类中国人的特点。
当教师后，李怡曾去农村支教。他用课余时间给学生们开有关鲁迅的讲座，结果在这个不通公路、吃饭需要搭伙的农村中学培养出了大批的“鲁迅迷”。更让他感动的是，有学生攒下两个月生活费，就为了托人到县里的新华书店买一套《鲁迅全集》。
他说：“可见，关键在于有没有人来把桥梁架起来。”
采访最后，记者问他如何看待学生对他“喜感”的评价。他对此并不诧异：“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这种评价，只是由于生活的种种原因，人们容易把忧愁写在脸上，只不过我是自觉地想克制这一点，这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他觉得很多学生都误解了老师，老师并不该局限于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必须有多大的学术成果，“长大以后我就成了你”也并非唯一选择。他最希望的是，学生们毕业后在自己从事的工作中，“每个人都很快乐”。
他最后强调道：“有一点要记住，一定要快乐！千万不能做一个‘怨男’或‘怨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