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风景秀丽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园，一位身材高大、衣着俭朴、年届82岁的老人正静静地伏案写作。他是应该校邀请并由著名的洛克菲勒基全会资助而来的，目的是撰写一部关于中国农村公共卫生建设曲折历史的回忆录。这位老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蜚声国际卫生学界。他所创立的中国农村医学的“定县模式”为世界首创，不仅适宜中国而且适宜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此刻也在关注着他，希望他的著作早日面世以泽福全世界。
这位老人是来自中国成都原华西医科大学的陈志潜教授。1987年，陈志潜用英文撰写的著作《中国农村的医学——我的回忆》由加州大学出版发行。1988年，联合国有关组织召开了世界医学教育会议，发布“爱丁堡宣言”，认为陈志潜的主张与当今国际趋势密切吻合，应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介绍。
从成都到北京
一个少年的志向
“成都又荒凉又小，又像一个度过无数荒唐夜的人在睡着觉。”
这是四川诗人何其芳对旧日成都的描述。陈志潜的童年即是在这样的境况中度过的。在成都石马巷潮湿阴冷的氛围中，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下，在某一家幽深的老宅里，间或传出一阵又一阵令人心悸的鸣锣声，那是驱散病魔的声音。面色苍白的病人躺在雕花老床上，盘旋缭绕的香烟在周围幻化着神秘。人们企望着，深入病体的幽灵会随着锣声的震荡退避三舍、随着奇幻的焚香随风而逝，这样的情景让陈志潜终生难忘。母亲病危时，同样的仪式就在他家三间黑屋内举行过，但他的母亲并未因此康复，而是永远地告别了他。12岁那年，陈志潜患了严重的痢疾，几经治疗无效，有人便在他家的院子里点燃鞭炮，然后用鞭子抽打他的双腿，这是又一种驱赶病魔的方式。踏着爆竹的硝烟，心惊肉跳的他既仓皇又痛恨。
在成都，在他的少年时代，现代医学是一束孱弱的光。人们不相信深眼高鼻的洋人的把戏。得了眼病，首先怀疑墙上的某个铁钉在作怪。小儿夜里啼哭，白日里就见其父母贴出符咒：“天灵灵，地灵灵，我家有个夜哭灵……”或者将小儿的裤子倒挂在门口以保安宁。平安桥的洋婆子想要替中国孕妇剖腹取胎，那是难上加难。儒家的教义可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啊。某年干旱，有一个言之凿凿的谣言在民间流传，说是在东门外裸露着鹅卵石的河床中，一头愤怒的犀牛在咆哮：“洋人在时，天是不会下雨的。”
那时又闭塞又荒唐，疾病在四处蛰伏着。母亲逝世后，父亲续弦，继母给了他生母般的关怀与柔情。但是这样的幸福很快就逝去了。在他14岁那年，继母患了严重的肺结核撒手人寰。疾病给予了陈志潜刻骨铭心的痛。他在回忆录中叙写道：
“在我幼年时，父亲的妹妹可能和我母亲一样死于结核病，我弟弟死于伤寒，我们从来不曾知道是什么病夺走了我姐姐的生命。”
在继母病重的时候，他曾经陪同她到成都一所外国人开的诊所求治，整洁的诊所以及温度计、听诊器、血压计给了他全新的感受，悟性极高的陈志潜已经朦胧地觉出他将做一名现代医生，正是从那时起，他的一生都与现代医学事业联系在一起。
中学快毕业时，他坚定了志向，决心报考中国现代医学的最高学府——北京协和医学院。当他将自己的从医理想告诉父亲时，得到了坚决支持。他的父亲虽是个前清的老秀才，却并不迂腐，走南闯北见过不少世面。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用英文教学的，陈志潜用英文给协和医学院写了一封咨询函，得到的回信让他觉出情况不容乐观。信中指出，就他信件的英文程度来看，要通过入学考试非常困难，而他的口语就更差了。这当头一棒并没有使他气馁。他向中学老师，博学多才，被誉为“肉字典”的宋诚之先生求援。宋先生精心辅导他，并为他介绍了一个英国传教士当老师。
聪明而刻苦的陈志潜没有辜负宋先生的栽培。1921年，他踏上了从成都到北京的旅程。1000多公里的路途，如今的波音飞机只需两小时，而陈志潜经陆路、行水道、乘火车一路颠簸，用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长途跋涉的疲惫尚未恢复，他便参加了为期两天的考试。考试的第一个科目是英语，那是最难的。英语不过关，以后的数理化考试即被取消，来自大江南北的许多优秀学子便是这样被无情地淘汰出局。
当日考过英语，陈志潜紧张得彻夜难眠。翌日清晨，当他忐忑不安地站在榜书前，惊诧地认出了自己的名字时，他一定觉出北京清晨的空气是异样的清新舒畅，他的愿望快要实现了。数周之后，他接到了录取通知书。那一年，陈志潜18岁，他是唯一的来自相对闭塞的中国西南地区的考生，他将与林巧稚等来自北京与沿海地区的同学一道实现做一名现代医学家的梦想。
从北京到定县
一个年轻人的创举
1932年1月16日，一匹骡车驮着一帮人行驰在河北定县狭窄的街道上，车上坐着一位沉稳干练的年轻人，正是陈志潜。此番来定县，他将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乡村卫生处主任。举目四望，这个距北京仅100公里的地区却与北京城有着天壤之别。陈志潜曾这样描述过：
“定县是贫瘠的，农民耕种的粮食仅供糊口。谷物、小米、白菜、萝卜构成了他们的基本膳食，仅有少数的肉类补充，没有任何现代的工厂企业。”
那时候，他已从协和毕业3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并留学美国哈佛获得了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当时的中国，像他这样经过严格训练的高水平医生寥若晨星。那时的协和医学院每年的毕业生一般只有几名，与有些同学一样．他完全可以谋取一个既轻松又收入高的职务，他却为什么选择了拓荒式的乡村卫生医疗呢？有三个原因可以解释：一是医学家的博爱精神促使他不畏艰难；二是这位成都小伙子有一种挑战精神，向往着为民族建功立业；三是他有幸相遇了两位“高人”，二人指引的方向皆朝着河北定县。他们是兰安生先生和晏阳初先生。
兰安生，加拿大人，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国际知名的公共卫生学领导人。他创造性的“社区保健”理论即是今日社区医学的先声。他注重现实、强调国情的实践医学尤为陈志潜所拜服。他有一段精辟之语：“只有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种种棘手问题才是最合适的，靠社区能力所及而不是靠外来的资助才是正当地解决问题的办法。”陈志潜将这句话牢记了一生。
晏阳初，四川巴县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负责人，国际乡村改造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家，曾和爱因斯坦等人一道被推举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晏阳初深怀博爱之心又坚忍不拔。陈志潜第一次聆听他的演讲，即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此外，对陈志潜颇具影响的还有陶行知先生。1929年，刚跨出校门的陈志潜便担任了陶、晏二人共同创办的南京晓庄农村卫生示范项目的主任。这个项目受到干扰而夭折后，陈志潜去了美国和法国深造。两年之后他坐上了那匹去定县的骡车，具有世界影响的“定县模式”由此发端。
风雨飘摇的民国，孤独、贫苦、愚昧和疾病侵蚀着广大的农村。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有资料表明，当时的中国粗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也很高，期望寿命大约35岁。产妇死亡率在农村居高不下。有报道说，某一个村庄，在10年时间内，有许多的新生儿夭折，其中1/3～1/2新生儿死于传染病。
陈志潜感到了压力与挑战。如何在一个未受现代医学启蒙，经济又非常落后的农村地区建立卫生保健服务体系，这在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他在欧美留学期间没有获取这样的知识，也没有可供模仿的任何先例。所幸的是，晏阳初先生业已建立起来的乡村教育体系为他搭建了一个基本的平台，使他得以施展“南拳北腿”。
在大量调查与论证的基础上，陈志潜为定县模式确立了四个基本前提：第一，它必须立足于村，村是广大农民的栖居之地，是最底层的行政单位。贫穷的农民有些甚至一辈子也没有去过县城，因此必须把医药送到田间地头。第二，它的费用必须与村的经济资源相匹配，任何关于提高档次的说法无疑是痴人说梦。第三，它所配备的最基层的医务人员必须在农民中产生，只有他们才能长期扎根于此服务于自己的父老乡亲。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乡村卫生员必须接受监督，任何超出他们能力的医疗行为是不能允许的，那将会使各方蒙受损失。在这些基本前提之下，定县模式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充沛的阳光照耀在泛着麦香的华北平原，一个脚扎绑腿，身着粗布衣裤的精壮汉子和一位动作麻利的村姑来往于田间沟壑，他们的肩上背着一个药箱。对于闭塞的村民，那可是一个神奇的箱子，里面装着的药品不断地解除着他们的痛苦，村民们开始熟悉这些陌生的药名：阿司匹林、薄荷、苏打、碘酒以及眼膏和眼药水。有人以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批“赤脚医生”，陈志潜最早称之为“保健员”。保健员的职责仅仅是进行简单的治疗，填写出生与死亡报告，接种牛痘，急救和转送伤病员。他们是定县卫生体系的最底层，遇到棘手的问题，保健员将向高一级的乡村卫生站求助。
至1934年，定县建立了7个乡卫生站，设立在乡镇上，服务于75个村落。在这里，配备了有一定能力的医生，他们每周对保健员进行一次培训并收集保健员提供的各类数据，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遇到危重病人，他们会将之送往区卫生中心。
区卫生中心是这个系统的中枢神经，它集合了医疗、教育、科研、宣传诸种功能。它所配备的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都是当时最高水平的。他们管理着一所设有50张病床的医院，限于经费，卫生设备皆在当地制作，虽不高档，但却规范实用。中心培训当地的卫生人员和有志于从事乡村医疗的医药院校的毕业生，广泛开展科普活动，例如制作、张贴墙头宣传画，告诉那些只相信中药的人们什么是西医、何谓预防接种。1932年，定县霍乱猖獗，中心力促当局成立了一个防治委员会。有些患者不愿意接受冶疗而四处躲藏，中心动员了警察督促到医院治疗。
从区卫生中心到村卫生站再到基层的保健员，这个乡村卫生体系的一体化建构的网络特征非常明显，区级医生定期会晤乡级医生，乡级医生定期会晤基层保健员，他们相互支撑产生合力，其效用不久开始显露。
1932年霍乱流行期间，中心收治的45名霍乱病人无一人死亡。
定县人世代用水井，但却不知道消毒，当某村饮用过消毒井水而降低了发病率的消息传遍四方后，邻近地区的农民次第登门求教。村民们自豪地告诉外乡人：“除了消毒，咱们村的水井提高了井口的高度，这样可以防止污染物流入井内。还有呢，咱们村用的是公用水桶，那才叫干净。”
有些农民一生只洗澡3次，分别在出生、结婚和死亡的时候，定县修建了3个公共浴室。浴室一年开放121次，有8500人次洗澡。小学生与保健员免费洗澡。
那时候，中国仍有天花流行，当局虽试图通过预防接种控制其传播，但是，由于不能深入每一个家庭而收效甚微。而定县却不一样，当天花肆虐的时候，这里安然无恙。
在贫穷荒芜的中国乡村，在科学文化极度落后的20世纪30年代，花钱少、功效大、方式大胆而新颖的定县模式如一道彩虹横空出世，引得人们啧啧称奇。陈志潜以此撰写的《定县是如何应用科学医学的》工作报告一经发表，便引起国际公共卫生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参观者和考察者纷至沓来，以致半个世纪之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席格兰特先生仍如此评价：陈志潜教授“是系统论述在低收入的社会中，如何弥补现代医学知识及其应用之间停滞不前这一迫切社会问题的先驱之一”。定县模式“对世界卫生工作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这些贡献至今仍在促进着中国人民的健康及康乐的发展，同样也在相当程度地改善着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康乐”。
从定县到四川
一个医学家的执着
成都，20世纪40年代初的某一天，陈志潜来到四川省省长张群府邸。张群得了病，请了一位名医治疗无效，遂请陈志潜来看看。陈志潜看过病历，发现患者起初是发热，服过磺胺后高热即退，但是眼睛却患了结膜炎。陈志潜建议停用磺胺，24小时后炎症明显消退。他的医术从此为人们所信服。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定县卫生工作夭折。陈志潜于1938年5月从沦陷区北京秘密出走，几经曲折，最后落脚家乡成都，担任四川省卫生处处长。由于取得了张群对他的医术的信任，陈志潜一度工作顺手。在他的领导之下，先后建立了四川省立区院、传染病医院、妇幼保健院。在此期间，他继续着他关注乡村的医学理念，按照定县模式，主持创建了温江农村卫生实验区和80多个农村卫生中心，其成就在全国首屈一指。然而，国民党的腐败与尔虞我诈让他不能忍受，他辞去职务前往陪都重庆，创办了重庆大学医学院。当时具有国家级水平的医学院大都为外国人创建并把持，重庆大学医学院则是由中国人创建和主持的，这是他事业中的又一个创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南卫生部部长曾接见陈志潜，向他咨询农村的卫生状况，讨论新生共和国西南地区的卫生规划。他曾评价道：
“从1958年到6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在调整中建立起了一套农村卫生保健体系，并把它推行到全国。在这么快的时间内为边远的、缺乏人力和财力地区的人民建立起如此广泛的卫生保健体系，不能不说是一巨大成就。”
陈志潜曾两次随同巡回医疗队去过农村。在四川剑阁一个有30张床位的医院，医院负责人对医院之外的卫生状况一问三不知。陈志潜还给这个地方约80位水平参差不齐的医生讲课，他带了几个典型的麻风病人和梅毒病人到课堂进行现场教学，这项举动将有些人吓坏了，他们惊恐万状，有人埋下头蒙住了自己的眼睛。
1976年，一声春雷炸响中国，赋闲在家的陈志潜已届耄耋之年，他欣然回到当时的四川医学院，担任职业尘肺研究室主任，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
当时，相比于医学的其它专业，公共卫生专业并不受重视，公卫专业人才流失严重，急需在乡村和基层培养公共卫生人员，德高望重的陈志潜再次被委以重任，他受邀担任了全国乡村卫生人员培训班的顾问。这个培训班是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下开展的，中央卫生部在全国选择了一部分县进行示范实验，这与陈志潜当年的“定县实验”有诸多相似之处，他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让培训工作少走许多弯路。1984年，以陈志潜领衔的四川医学院公共卫生学专业受到全国注目，全国公共卫生学学术会议在华西坝召开。会议结束后，全国公共卫生管理中心在四川医学院成立，这无疑表明了陈志潜无可代替的学术能力和专业的号召力。
身处晚境的陈志潜自知精力有限了，他思考着如何给中国公共卫生学和乡村医疗留下两笔财富。一是建设资金，二是记录下自己的经验。他当年在国际社区医学界积累的人脉，以及他的威望为他提供了筹措经费的条件，而他的人格魅力更为他赢得众人信服。有一次，与某国际资助方洽谈项目经费的时候，在几个小时的谈话中，陈志潜对“钱”只字未提，却取得双方都满意的结果，这令当时参与会谈的外籍友人都惊叹不已。
不过，陈志潜给予后人的最大财富还是他的专业遗产，它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美国加州大学邀请他写就的《中国农村的医学——我的回忆》是陈志潜一生的绝唱，是他留给中国和世界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一份宝贵财富。
曾用满腔热情帮助贫穷的农民改善卫生状况的他具有超常的忍耐力。2000年9月27日，陈志潜以97岁的高龄逝世。在他的讣告中有这样的盖棺之语：陈志潜教授是中国社区医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是基层卫生保健事业的先驱，是中国公共卫生学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