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3月20日，三星堆遗址发布最新考古成果，再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20年12月，在四川省文物局的统一部署下，我校考古文博学院全面参与到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中。为满足新时期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与研究的需要，考古文博学院成立了由不同研究领域的15位教师组成的三星堆考古团队，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业人员一道共同发掘祭祀区的5、6、7号器物坑。同时，我校考古文博学院先后有21名博士、硕士、本科生全面参与到了此次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当中。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工作的重启，是严格遵照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科学研究有效结合的理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重要指示的典型案例，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2020年12月11日，我校考古队入驻三星堆遗址，参加新发现祭祀坑的发掘工作，并主要负责5、6、7三坑的发掘。其中5号坑最小，占地仅3.5平方米，但出土很多金器残片，目前已清理出多件金器和60余枚带孔圆形黄金饰片、数量众多的玉质管珠和象牙饰品，目前最令人瞩目的金面具便出自5号坑。6号祭祀坑发现了一具“木匣”，长约1.5米、宽约0.4米，内外均涂抹朱砂，匣内装有何物仍然成谜。7号坑是我校负责的最大面积的祭祀坑，目前尚未发掘到器物层。此次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有助于解决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比如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过去考古只发现了两个坑，这次增加到八个坑，并且对周围进行了详细的勘探，有助于复原当时“神庙”或“祭祀区”内部的空间，对完整认识古蜀文化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乃至于反映的宇宙观念，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澎湃新闻、腾讯网等多家主流媒体持续关注并报道我校全面参与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等工作。

我校考古学人曾多次参与三星堆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早在1934年，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教授葛维汉、林名均等在三星堆月亮湾开展考古发掘，出土的玉、石、陶器共有600余件，其类型主要有石璧、玉圭、石珠、石斧、石锥、石刀、石杵、玉琮、玉璧、玉管穿、小玉块等，开启了“三星堆文化”的考古序幕。1935年葛维汉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6卷上发表《汉州发掘简报》，对月亮湾考古发掘过程进行了详细介绍，还对出土的石斧、小玉珠、方玉、玉璧、石璧、小杵棰、石剑、石凿等玉石器进行了描述。葛氏《汉州发掘简报》是三星堆文化早期研究的代表作，亦是早期研究广汉遗址遗物的集大成者。

1953年宝成铁路开工后，冯汉骥带领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博物馆多次到三星堆一带开展考古调查和试掘，不断有新发现。1960年，张勋燎为历史专业57级学生讲授《考古学通论》，期间曾率学生赴广汉三星堆遗址作短期考古调查。1961年6月，结合教学，张勋燎与马继贤等率历史专业58级学生赴广汉中兴（三星堆）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其调查资料及研究成果刊于《文物》1961年第11期。1963年在冯汉骥的倡导下，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联合组成考古队，对月亮湾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

1986年3月，我校教师林向、霍巍、李永宪带领考古专业1984级本科生赴广汉实习，与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合作，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参与实习指导工作的还有四川省文管会陈德安、陈显丹。此次在距离后来发现的一、二号祭祀坑数十米的区域开展考古发掘，最大收获是发现了丰富的文化层和陶器群，极大地拓展了对三星堆文化内涵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四川大学博物馆目前馆藏三星堆文物约有200余件（片），主要分为陶器、玉器、石器三大类。三星堆发现以来的90余年，一代代川大考古学人与四川考古工作者一道，披荆斩棘、上下求索、砥砺前行，拨开四川远古重重迷雾、重建四川古代巴蜀历史、建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进程，为打造巴蜀文明金色名片、见证巴蜀文明从盆地走向世界的辉煌贡献考古学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