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20世纪20年代的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在当时成为了全国六大学区首校之一，也成为了四川地区宣传马列主义的重要基地和培育英才的革命摇篮。

关于教员恽代英，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曾这样评价：“在校任教将近一年，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他在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期间，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尽管恽代英烈士在校任教时间不长，他最辉煌的岁月是在1923年8月离开学校，赴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国青年》主编之后。但是，他此前在学校和四川地区的活动，对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对四川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马克思主义党团组织的创建，都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生灿烂辉煌

恽代英祖籍江苏武进，1894年生于湖北武昌，1918年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做中学部教务主任。五四运动期间，他在武汉领导学生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结识邓中夏等著名革命家。1921年10月底，应少年中国学会创建人之一、时任川南道尹公署秘书长陈育之邀，他逆长江而上，到川南师范任教务主任，继而任校长。因恽代英着力推行教育改革、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革命青年，军阀赖心辉竟以莫须有的罪名，于1922年10月15日，将其拘捕。一时四川教育界为之震动，成、渝等地大力声援，吴玉章校长当即致电赖心辉和泸州军政当局，保释恽代英，并邀请恽代英去成都任教。11月8日获释后，恽代英“很感激四川持正论的一些先生”，带领一批革命学生，欣然赴蓉。来到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他受到吴玉章校长热情接待，出任《教育学》讲席。

1923年8月，恽代英作为代表，离校赴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从此，他没有再回校。1926年，他赴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次年1月，北伐军攻下武汉后，他主持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在党的“五大”，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八一南昌起义中，他任党的前敌委员会委员。广州起义时，他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1928年，他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1930年，他任上海沪东行委书记。同年5月，他不幸被捕。1931年4月，恽代英在南京狱中壮烈牺牲。

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

由于恽代英博学多才，讲授内容丰富、观点新颖，他在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上的第一堂课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此后，他每次讲课，教室里都座无虚席，连后面都站满了人。当年亲耳聆听恽代英先生教诲的校友肖崇素，曾经这样回忆这位大名鼎鼎的师长：“他说话目光炯炯，滔滔不绝，声音洪亮，诚挚动人。他头上光光的，戴着眼镜，穿着败了色的黑色学生服，脚上穿着黑色帆布鞋，非常简单朴素。”

在校内，恽代英除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诠释《教育学》课程以外，还利用业余时间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肖崇素非常赞叹恽代英的奋斗精神：“他办公桌上摆着一两尺厚的《社会主义史》翻译稿。他说他只有深夜才有时间进行工作，这样的苦研苦干精神，令我们崇敬。那时他翻译的《阶级斗争》已在上海出版了，还常常给《少年中国》写文章。”“他住在北门，到学校上课时，常常是步行到校，并常在皇城校门外卖‘帽儿头饭’的长木桌上和苦力边吃边谈，吃的菜仅仅是在捣烂的青海椒里和上一撮盐。当时学校的教师，不是有名学者、留学生，就是前清经师、翰林、进士，很少这样吃饭的。恽代英同志艰苦实干的精神，当时真使我们几个同学非常感动。” 这些形象的描述使我们对恽代英当年在学校任教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印象。

从中华大学中学部、宣城师范学校、川南师范学校到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多年的教育实践已使恽代英不仅仅满足于教书，而且要探寻教育改革的新观念、新途径。他在来校前，曾发表了《拟发起新教育建设的意见书》一文，表明自己的教育观。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是共产党员的恽代英，想打破旧教育的束缚，以“新教育理想”和“团体”建设新教育，其内涵是不言自明的。他在学校任教期间，由于与校长吴玉章志同道合，彼此之间互相切磋，用吴玉章的话来说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随着形势的推移而逐步深入”。这中间，恽代英的新教育观必然要影响到吴玉章。吴玉章在学校办学中实行了“推动新思潮的扩展”和“为革命培养人才”的思想，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反对重文轻理，大胆起用新人，注意社会实践，面向世界学习等，这些都与恽代英的主张不谋而合。这是我党早期的无产阶级教育观的重要体现之一。

革命学生的引路人

恽代英在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期间，“主义与问题”的论战正在进行。他根据切身体验和调查分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出了《论中国社会革命及我们目前的任务》、《路》以及《学生的社会活动》等文章，发表在团中央刊物《先驱》上，同时先后多次向学生作“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问题”的演讲。在这些文章和演讲中，恽代英回顾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过程：“即以我自己而论，我的比较刻苦，一大半是因为贫穷、有失业的恐怖使然，我现在努力于革命事业并决心投身到这中间。”

1922年10月，经团中央批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这是四川地区最早成立的带有省级性质的团组织。书记虽是本校国文部四年级学生童庸生，但实际领导者是王右木。恽代英到校后，立即和王右木联系，给王右木主持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讲“阶级斗争”。他还把从泸州带来的几个团员，交给王右木编成一个团小组。1923年春天，他在《关于请团中央给予四川青年团工作的指示信》中，坚定地表示：“但望中央能为川中慎于发令，使王得到恰当指导，则川中前途尚可为也。”因此，团中央再次发函确认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省级团委性质，而且是“中央的坚实基础”。同时，团中央还委托王右木负责派人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另外，杨闇公也称赞恽代英是“志同道合的革命者，是值得信任堪与合作的同道”。在恽代英的协助下，王右木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成都地区开展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

恽代英在学校工作期间，一直住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刘泗英为他准备的几间房子里。随同他来成都的六个进步学生与他住在一起。在恽代英的辅导下，他们自学社会科学书籍，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报刊。他们一起在食堂用餐，共同过着清苦的生活。他鼓励大家成为“心地纯洁、理想崇高、立志为人类服务的青年”。许多学生不负期望，后来都成为党和革命的有用人才。在王右木牺牲后，英语部学生张霁帆接任了成都团地委书记，继续进行斗争。同为英语部学生的余泽鸿，曾任四川省学联主席，出席了全国学联“六大”，后到江西苏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再后长征入川，为掩护主力红军北上，奉命组织川南游击队，在激烈的战争中英勇献身。

1923年8月，在校长吴玉章和学生们为恽代英举行告别会后，恽代英买舟东下，穿过三峡，离别四川，来到上海团中央工作。恽代英虽然离开了学校，但是他播下的革命火种却渐成燎原之势，燃遍了四川和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