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的学人中，我可能是较早知道余师英时的。我是大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名曰七七级，实际是 1978 年初才入学的。那年秋天，余老师率美国汉学家学术团访问中国，遂来我念书的四川大学看望缪钺老师（缪先生的妹妹是杨联陞先生的太太，也就是余老师的师母）。因为缪先生的孙子缪元朗是我同班同学，所以也得知了一些有趣的内情。那时大陆的“文革”刚结束，很多善后工作尚未进行。缪先生家的住房在“文革”中被“造反”的人占了，被迫搬到一套很小的两居室住房。川大校方以为，这样的住房不适于接待“海外学人”。所以最初是想藏拙，拟请缪先生到旅馆去看余老师。可是余老师认为这有违长幼之序，表示若不方便就不见。那是改革开放之初，川大可不能承担这样的责任。于是迅速给缪先生新增一套同样大小的住房，并把学校接待室的沙发临时搬往缪府，完成了这次涉外的学术交流。

所以，余老师来访的意外效果，是提前改善了缪先生的居住条件（其他老先生要到后来“落实政策”时才逐步有所改善）。我也从那时起就知道了世界上有余英时先生这位著名的海外学人，但仍不了解他的实际学术地位。后来余老师再也没有回过大陆，要到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于 1987 年在上海出版，才真正风靡一时。这当然也有一个过程，最初是“专业”接近的人读，然后是非专业的学人也读，再后来就成了偶像——大概是 1990 年，那时我已在美国念书，一位在美国学社会学的学生回国一趟，回来后告诉敝友葛小佳，我这回从国内带了一本好书回来，书名是“土与中国文化”。也许是学社会学的人对“土”比对“士”更敏感，这位朋友连书名都没看仔细，就知道这是一本好书，足见当时影响之大。即使如此，恐怕很多学人还是和我当初一样，并不真正了解余老师的学术地位。那以后也还有朋友问我，余英时和唐德刚两位，谁的学问更好。（唐先生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曾在大陆几个大学讲学，一时颇有影响。）

我自己在《士与中国文化》出版的前一年赴美读书，起初并未想要追随余老师。后来在老师指导下写博士论文，有一个曲折的过程。

我先是进新墨西哥大学历史系，师从 Noel H. Pugach 教授读美国外交史。1989 年转往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仍是念美国史（研究美中关系），所以系里对我的外语要求是按美国史的标准处理的——普大历史系规定亚洲史和东亚系一样，要学两门亚洲语言加一门欧洲语言，而美国史则仅要求一门外语。我问系里管研究生的主任 James McPherson 教授，中文算不算外语？他说当然算，随后就直接把考试也免了。理由也直接，他说你在中国都教过大学了，中文就不用考了。现在回想，念书时多学语言固然辛苦，对自己的研究肯定是会有更多帮助的。

我进校不久，想要追随的 Arthur S. Link 教授告诉我他第二年要退休，另一位美国现代史的教授刚出任文理学院院长，还有一位年轻教授没拿到长聘也要离开。McPherson 教授对我说，这意味着你在两年之内没有主科老师（因为要聘别的老师，起码在一年后本校教授正式退休之后才开始找，实际来的时候就已两年了），而常规是两年内要通过资格考试。他说要么你就念美国古代史（就是从殖民地时代到内战以前，他自己就是研究美国内战史的大家）吧。然而那时我还在为顾学稼师主编的《美国史（1898—1929）》写美中关系部分，到新墨西哥大学是因为 Pugach 老师是研究 1913—1919 年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的名家，到普大部分也因为北伐时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an A. MacMurray）把他的所有文件都捐给母校普林斯顿了。既然有任务在身，就不能对美国古代史有太大的兴趣，于是我问 McPherson 老师，可以转到中国史吗？他说可以呀。这样我就转到了中国史（其实研究的题目无大改变，不过从美中关系变成了中美关系）。

普大历史系规定每个学生要念一个主科、两个副科。转换专业后，我的主科是中国近代史，师从林霨（Arthur N. Waldron）和詹森（Marius B. Jansen）教授。那时林霨师仍为助理教授，按普大历史系规定可指导博士论文，却不能单独任主科指导教授，故授我中日关系史的詹森师也成为我的主科指导教授。同时我继续以美国外交史为副科，师从 Richard D. Challener 教授。而我对思想史一直有兴趣，到了美国后也修过一些美国文化史与美国思想史的相关课程。与林霨师商定，我又跟随余老师修习中国思想史，作为另一副科。后来林霨师也没拿到长聘而他就，余老师同意做我的论文导师，这才正式转到他名下。记得我答辩时詹森老师还跟余老师开玩笑说，别看你是他导师，我可是主科老师，而你是副科老师哦。

其实我进入普大不久，就大大惊动了余老师。那时普大历史系有二十多年没收过中国学生了，据说我申请时和一位日本同学并列，似乎只能收一人。最后是詹森师调停，让那位同学进了东亚系，而我也没有拿到奖学金，是一位美国朋友 Jeffrey Smith（我以前在成都的英语老师）办的“中国之桥”基金会承担了对我来说是今日所谓“天价”的学费。但 1989 年后，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观感生变，基金会的捐款顿减，连维持都有困难，居然“欠费”，差点被普大告上法庭。关键时刻还是余老师出面，想办法从其他途径解决了这笔学费。同时学校和历史系也很帮忙，通过资格考试后，即以不在校学生的身份免交学费，仍得享学生宿舍等优惠。

那时的生活费主要是林霨师提供的研究助理费，同时也四处申请各种基金会的奖助金，结果美国各大基金会的奖助金都拿过（最高的是 Guggenheim 的一万美金），使我的简历看起来很不错，其实却是为生活所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王汎森兄提示，还从台湾的德富文教基金会申请到一万美金的奖助。同时，内子也到普大研究生院的食堂打工（学生家属每周可合法打工 20 小时），所得虽不甚多，也能贴补家用。现在回想，那时的日子也不能算一帆风顺吧，然而有师友的热心帮助，感觉过得还比较惬意。

我是 1989 年到普大的，那段时间老师的事情特别多，一天到晚都忙得不可开交。林富士兄是和我同年进入普大的，我们曾共同表示愿意为老师做点处理邮件一类的事，因为他办公室里的邮件已经真正堆积如山了，但老师从不让学生为他个人做事。于是我们相约尽量少打搅老师，好给他留一点治学的时间。也因此，我们那一届的学生，至少有一年与老师的接触相对少一些（依稀记得中国学社最初是和学校有些关系的，后来移出校园独立了，老师这方面的事就少很多了），或也可以算是“大公无私”吧。

曾有记者在采访时问我师从余先生得到什么教益，我说得到教益当然很多，主要还是做人。因为老师也不会讲太多怎样读书什么的，我们更多还是自己看他的书。当然去见老师的时候谈一谈，就得到很多指点。专业上老师是典型的古风，很少主动问论文的事，要有问题才指点，小叩则小鸣，大叩乃大鸣。不过在没有特定的问题时，也从闲谈中得到启发，有时获益还超过具体问题的请教。

老师待人总是温柔敦厚，永远让人如沐春风。然而老师接待客人时陪侍在侧，就会感觉到他说话的分寸，和对自己的学生说话还是不一样。记者又爱问“最让你印象难忘的话”一类问题，坦白说，平时感觉老师的重要教诲很多，有时谈话后还会和住得近的同学进一步分享探讨，但要说特别难忘的印象，一时也不知是什么，好像句句都重要。对我们来说，老师的教诲，正所谓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大概都像盐化于水，不一定直接显现出来。能做余老师的学生，随时可以面聆雅教，是难得的殊遇，然而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现在回想，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把每次与老师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

我的印象，老师对研究对象和研究者自身的主体性都非常重视。他似乎说过，不论你研究什么，一定要明确自己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尽管他最擅长用比较、对照的方法看中国历史，但又反对用外来概念笼罩中国历史。他自己不接受任何根据西方的阶段论来划分中国历史的时段，但他很注意研究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变化的阶段（改朝换代），以从中国历史自身的内在变化、发展中找到一条整体性贯穿的线索。老师曾以提倡思想史的“内在理路”著称，这大概也是一种广义的“内在理路”取向吧，毕竟中国历史的延续性确是独一无二的。

读过老师文章的人都知道，他的考证功夫一流，常常能借助人家不注意的材料证成大的见解。他非常重视原初的史料，但他更强调不能仅在材料上做文章，从事具体问题的考证，而一定要关注和思考时代、社会的结构变化等大问题。记得有一次向老师请教时谈到了论文，他特别提醒说，一定要对自己题目背后更大的时空有一种框架性（framework）的认识，并始终把自己的题目放在这框架里思考和表述。以前有人说傅斯年每句话背后都有四千年的历史在，读老师的论著，最能感觉到句句话背后那几千年的古今中外。或者这就是老师说的 framework？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也曾有记者问我：“你觉得余英时教授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我想，如果要用一句话说，他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多年前在老师荣休的学术研讨会上，我引用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古谚（大概是用四川腔的国语说的，“蹊”读若蹊跷的蹊）。我的感觉，老师是一位身教甚于言教的老师，以他自己的人品、风度和学问，吸引并感染着众多的学生。他永远关心着学生，但从不灌输，而更多是引导。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击”，老师很少督责学生，通常都点到为止，总能让学生感觉到你就是不用重锤的响鼓；但每当你需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