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师生在清理三星堆祭祀坑

1934年三星堆发掘现场的合影，左一为林名均，右一为葛维汉

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纵目面具现场

最近，四川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附近再次发现并确认了六座新的祭祀坑，并于2020年9月始联合四川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大学等多家国内考古专业团队对新的祭祀坑展开新一轮考古发掘。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全面参与本次考古发掘，于2020年12月入驻三星堆遗址，负责5、6、7号坑的发掘工作。回顾三星堆考古90余年的发掘史，我们会发现它与我们四川大学渊源颇深，在它每一个阶段的发掘过程都少不了川大师生的关注和参与。

1934年：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教授率队首次发掘

1931年春，在四川广汉传教的英籍牧师董笃宜听闻当地太平场农民燕道诚两年前在清理自家水田沟渠时，意外发现一坑玉石器。他多方打听，觉得这批器物很有研究价值，应该及时保存起来。他一面找到当地驻军行政长官陶宗伯，请求政府出面阻止村民无规划的挖掘行为，一面携出土玉器到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后改名为华西医科大学，并于2000年与四川大学合并）找到当时博物馆馆长戴谦和教授，经鉴定此玉器或为周代礼器。6月间，戴谦和教授、董笃宜以及华西大学摄影员晋先生从成都赶赴广汉，在陶宗伯旅长的协助下，对遗址进行了初步的考察、摄影，从而揭开了三星堆近百年探索发掘的历史。华西协合大学葛维汉教授曾这样描述当地的地形地貌：“燕家宅子附近的一个小山旁，有个大半圆形弯曲地，好似一轮明月，名叫月亮湾......南面较远处有座小山；有三个小圆丘，把它们视作星座，称这些土墩为三星堆。”在发掘早期，多以广汉遗址、汉州遗址、月亮湾遗址代指，直至1980年10月开始的一次发掘，在三星堆东部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至夏周时期的文化遗址，才正式确认了“三星堆遗址”这一名称。

1934年，继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教授“以广汉遗物颇有考古价值，乃函询董君发现详情，复亲至其地考察，并商得县长罗雨苍氏及省政府教育厅之同意，从事科学化之发掘......”[1] 1934年3月，罗雨苍以县政府的名义邀请葛维汉率华西大学博物馆科学发掘队前来进行遗址的发掘工作。此项工作由罗县长主持，因为当时社会治安混乱，时有土匪夜间抢劫“肥猪”（富豪），罗县长还派出80名士兵保护发掘现场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但在发掘工作进行十余天后，由于匪患猖獗，考古发掘工作不得不中止。

经过仔细勘探，考古队划定挖掘区域，在区内设置了0-1.5米的基准线，发掘开出数条长12米，宽1.5米的探沟，出土文物共600余件，包括石壁残块、石刀、玉刀、十五件绿松石、绿石、玉珠，以及八十余件薄的方形或长方形小玉片，并大量破碎陶片。考古队领队葛维汉教授和参加这次考古工作的博物馆馆员林名均等将所获文物全部移送县政府，罗县长又把这些文物全部赠送华西博物馆永久保存。同时，陶宗伯旅长也将所购五件出土玉器赠与华西大学博物馆，燕道诚则将一件保存较为完整的大石璧和玉刀等捐赠博物馆。

1952年院系调整时华西协合大学历史系及博物馆归并于四川大学，当年三星堆出土多件珍贵玉石器现保存于四川大学博物馆。

当年，戴谦和教授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4卷上，发表题为《四川古代器》的研究文章，详细考察了广汉出土玉石器的年代和性质。葛维汉将其与同时期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辽西锦西沙锅屯、河南安阳殷墟的出土文物两相对比照，整理发表了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汉州发掘简报》，1936年发表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6卷上。林名均所著《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1942年发表在《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上，文中较早使用了地层层位断代的方法，将遗址所属时间定于晚可到周代，早可断到铜石并用时代。

与广汉遗址的考察发掘活动几乎同一时期的北方最重要的考古活动，是1928年由董作宾、李济带领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殷墟所进行的遗址发掘。安阳殷墟作为黄河流域中华古文明重要都城，它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工作里程碑式的进步。继1929年发现以来，1934年广汉遗址的发掘及研究同样是另一个重要中华古文明——长江流域的古蜀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初次亮相，但遗憾的是，因为民国时期战乱不断，政局动荡，发掘工作没有能够继续下去。但正如当年虽在日本留学仍密切关注此项考古发掘的郭沫若先生所评价的：“（这次考古发掘）是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

新中国成立初期：川大冯汉骥、童恩正教授的三星堆考古工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因成渝铁路的施工，政府对铁路沿线进行大规模的文物清理和收集工作，时任西南博物馆筹备处的四川大学考古学教授冯汉骥先生，对广汉月亮湾、横梁子、三星堆三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四川大学考古系的师生参加了此次发掘。在此次的调查简报中，称此次发掘发现有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到磨制石器和陶片，并征集到石壁、玉璋、玉琮、玉镞、石斧和石坯等。根据出土物的特征认为，它们与当时四川墓葬出土的陶器以及青羊宫遗址的陶器器形和特征相比，都有显著的区别，并得出结论认为三个遗址的时代相当于殷周时期，与战国以后的文化是不同的文化系统。这一时期对三星堆遗址的研究已经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结论。

同时，四川大学考古系的冯汉骥、童恩正教授对广汉出土玉石器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认为：“玉石器埋藏坑的性质为窑藏的可能性较大....这里文化层的堆积很厚，范围也相当广泛。很有可能此处原来是古代蜀国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历年来出土的玉石器成品、半成品和石坯，应该就是这个作坊的产物。”[2]并进一步推测广汉遗址的时代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

冯汉骥教授长期致力于对长江中上游古代文明的探索，他对三星堆考古寄予厚望。1963年，他再次带领四川大学考古系的学生到月亮湾做田野考古。他们选择30年代出土玉石器的燕家院子附近，并对月亮湾的土梁子做了解剖，测绘地形图时将三星堆也绘测在内。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发掘面积十分有限，但出土了一些重要的遗迹和遗存，对之后的发掘指明了方向。在那次田野考古结束时，冯汉骥站在月亮湾高高的台地上，遥指着对岸的三星堆，对当时还是他的实习生的马继贤、林向说：“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只要再将工作做下去，这个都邑就有可能完整地展现于我们的面前。”十年动乱打破了冯老师发掘三星堆的计划，他没能等到三星堆遗址震惊世界的那一天。

1986年：四川省考古所与川大考古系携手合作，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惊艳亮相

七十年代，当地在三星堆旁建起了砖瓦厂，工人在三星堆的土梁埂上取土制砖时经常发现大量陶器残片。1980年至1985年，四川省文物保护部门及广汉县政府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一系列保护性发掘，基本确认了遗址范围。1986年3月，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广汉县政府，联合开展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在三个月内，发掘53个探方，总面积1325平方米，清理出房屋遗迹二十多处，出土大量陶器、玉石器，但却与两个大型祭祀坑擦肩而过，考古队所布探方与祭祀坑最近仅相距20来米。

在这次田野发掘结束后一个多月，1986年7月18日，砖厂取土民工在距地表1.5米深的地方取土时，突然挖出十多件玉石器。当时驻扎在砖厂整理出土器物标本的四川省考古队队员，四川大学考古系毕业的陈德安、陈显丹闻讯立即赶赴现场，动员民工上交出土文物，并及时安排暑假留住三星堆砖厂的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和广汉文物干部一道，就地布方，进行抢救性发掘。当清理完文化层，在生土层上出现长方形的五花土后，一个长4.5米，宽3.3米的土坑显露出来。然后再清除坑内夯土层，火烧过的骨灰渣，陶尖底器、铜戈、铜尊、青铜人头像、黄金权杖相继出土。考古队员欣喜异常，参与发掘的四川大学张文彦同学连夜冒雨骑自行车40公里回成都报告，途中还摔掉了两颗门牙。

清理完一号祭祀坑不久的8月14日，在距一号不远的取土工地上，又有取土民工一锄挖到了青铜人面像的额部，二号祭祀坑惊世再现。在清理完文化层和坑内夯土后，在一个长5.3米，宽2.3米的土坑中，铺满了六十多根象牙，象牙下面是满满一坑青铜器和玉石器。当年参加了现场发掘的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兼博物馆馆长霍巍教授曾回忆：“这两个坑出土的文物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件体积工大的青铜纵目面具。这件面具出土的一刹那是翻扣着的，看起来像一把椅子放在“祭祀坑”里。结果翻过来我们看到，这是一张有着两个巨大突出眼球、两只巨大耳朵有及一个巨大方孔的青铜面具，是过去从来未曾见过的青铜重器。”

经过清理，一号坑出土青铜器178件、玉器129件、石器70件、陶器39件、海贝124枚、金器5件。二号坑总共出土金、铜、玉、石、骨器及残片1400余件，海贝约4600余枚。包括2.62米高的青铜大立人像和纵目面具、黄金权杖、青铜神树等一大批神秘怪诞、精美绝伦的文物纷纷现世，成为“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

2019年：川大考古人再度出击，负责六个祭祀坑发掘中的三个

这一次三星堆六个祭祀坑的发掘，同样少不了我们川大师生的参与，新发掘的六个祭祀坑川大就负责了三个。2019年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对一、二号祭祀坑附近区域的考古勘探中，发现原被两坑之间玻璃展示台挡住的地方露出坑状遗址的一角，在拆除展示台仔细勘探后确定了六个新的遗址坑。本轮考古工作采取不同于传统的发掘方式，在遗址上搭建了近两千平方米的钢构考古大棚，下面分建四个钢架玻璃工作舱。主持1986年1.2号祭祀坑发掘的原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陈德安老师评价道：“这次考古发掘是中国考古史上规模最大、力量最强、设备最先进的一次，和当年1号、2号祭祀坑的发掘相比，条件是天壤之别。”

截止本文发文为止，本次三星堆遗址发掘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3.4号坑的发掘已经进入收尾阶段。由四川大学文博学院负责的5.6.7号坑开始进入了器物提取阶段，在5号坑中已成功提取了重达280余克的半幅黄金面具，若能继续发掘到剩下半幅，这件金面具就将超过一号坑的金权杖，成为国内出土的最重的金器；6号坑对坑里三千余年前的木箱进行了整体提取，并开始进行实验室考古，从中又提取到一把锋利的玉刀。目前为止，5号坑已清理出土近似完整的金器19件、玉器2件、铜器2件，另有牙雕残片等近300件，较为典型的有金面具、鸟形金饰、橄榄形玉器、云雷纹牙雕等。由于位置接近，5.6.7号坑被划归一个方舱，先后由川大考古队的青年教授马永超和黎海超负责。

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也是公众的目光被再次被三星堆吸引的一年。央视在3月、5月和本月9-11日各对三星堆进行了一场考古直播，金面具、神树纹玉琮、玉刀、青铜神坛、“怒发冲冠”的青铜力士人像，三星堆精美绝伦的文物不断带给国人惊喜。而本次发掘方舱式的工作模式，多学科、精细化的研究特色，以及全程对公众开放的形式都令大家耳目一新，三星堆以其重大成果及重要意义已被载入《新中国考古重大发现》，成为今天考古专业学生的学习教材。

近百年来四川大学在三星堆遗址发掘工作中的卓越贡献，在一个方面也说明四川大学的考古学科在四川考古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没有前代人坚持不解的努力探索，也不会有今天不断带给我们惊喜和震撼的伟大发现了。本轮三星堆的发掘将要持续到2022年春节，包括四川大学考古工作队在内的中国考古人将用一整年的辛勤劳动，致敬1929年三星堆遗址发现以来的历代考古前辈，也致敬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