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6月，张澜校长与国立成都大学附设平民夜校教职员、学生合影
张澜先生的一生浓缩了百年中国近现代史，也与四川大学的发展紧密相联。1902年，青年时期的张澜被选入四川大学历史源头之一的四川尊经书院深造，因成绩优异，第二年被学校选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继续学习。
一、掌校成大
1926年4月，张澜从南充来到成都，接替原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傅振烈未完成的国立成都大学的筹建工作。经过他的努力，当年11月10日，在原四川高等学校基础上改建的国立成都大学终于获得北京政府教育部的批准，张澜于1926年12月被委任为校长。
在掌校的四年多时间里，张澜先生用满腔热忱将他的教育思想和治学理念倾注在国立成都大学的建设上，使学校在师资、教学、科研、学生培养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1931年，由四川省省主席刘文辉主持，川中三大高校——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奠定了今日四川大学的基础。
二、治校成就
（一）广延名师，用人唯才
张澜先生针对近代四川较为闭塞，引进人才困难的问题，提出：“打开夔门，广纳英才，欢迎中外学者来川讲学”，一改往日旧有学派把持包办学校的陋习，千方百计广延名师。他延聘招纳的教师不仅包括龚道耕、林山腴这样的“蜀学宿儒”，也欢迎吴虞、吴芳吉、李劼人、周太玄这样的“新派人物”。包括许多刚从国外学成归国的年青学者如曾济、罗世颖、刘运筹等，他也破格延聘为教授。
据统计，张澜1926年接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时，全校仅有75名教师；到1929年，国立成都大学共有专任教师142人，其中正、副教授83人，讲师56人；不仅居于四川三大学之首，而且在教育部立案的全国21所国立大学中，也名列第7，其中有名有姓的外籍教师就达30余人。
（二）民主办校，开诚布公
张澜先生上任伊始，即对学校的领导体制，作了较大的改革。他主持制定了《国立成都大学组织大纲》《各科通则》《教员延聘细则》《教职员薪俸规程》等，规定校长要定期组织召开各科系教授会议、教务会议和事务会议，以利于广泛听取意见集思广益，商定校内外重大问题，实现民主办校。
张澜先生还在学校专门设置了“聘任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通过民主商定、集思广益的办法解决了学校的人事财政两大问题，纠正了过去一般大学校长独揽大权、滥用私人、财政混乱的弊病，从而大大调动了师生员工的积极性，使学校呈现出一派生机蓬勃、团结向上的新气象。
（三）改革教学，严格管理
张澜先生在学科教育、课程设置上进行改革。1926年学校第一次招收本科生，除原有的文预科、理预科外，本科教育在文理法科下开设哲学教育系、中文系、英文系、历史系、政治系、经济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这是学校系级建制的开始。
在课程设置上，一改过去因人设课的情况，把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减少教师授课时间，增加学生课外自修时间。为严明校纪，主持制定了《国立成都大学学生通则》，学生上课由学监亲自考勤，对缺课者从严处分；对品学兼优者，免缴下学年学费；对考试作弊者，立即撤卷甚至除名。从严要求的结果，形成了学校的优良校风。
张澜先生在近代国立四川高等学校中首次招收女生入学，首次招收的三名女生正是在“蜀学宿儒”最集中、反对男女合校最激烈的中文系，这在当时的高校中是十分大胆的行为。到1929年，在校女生已有92人。
（四）兼容并包，学术自由
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张澜以大无畏精神在国立成都大学公开发布《校告》，宣称“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1929年12月，在国立成都大学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他旗帜鲜明地宣示：“本校一向主张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现在所谓的党化教育，我是不赞成的，我是怀疑的。”这种针锋相对抵制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情况，在当时中国的各大学是不多见的。
由于有这样的自由，不仅吸引了大批人才，活跃了思想和学术空气，更开阔了师生视野，推动师生认真研究学问，探寻真理。
三、张澜先生的教育主张
张澜先生执掌成大时期，也是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和主张付诸实践的重要时期。1929年，他先后在《科学思想》《现代教育》《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学生底出路》《我们对教育的主张》《教育精神的独立自由化与教育制度的贫民民主化》三篇文章，总结论述了这一时期张澜先生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平民教育
张澜先生在《我们对教育的主张》一文中，对西方传入的教育制度造成的教育不平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这种教育制度下，由公款兴办的学校尽管表面上入学没有等级限制，但由于学校收取高昂的学费，实际使学校变成了富人的学校，穷家子弟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因此，他主张“应该提出平民教育的口号来反对资本的贵族教育”。针对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民众教育极度落后的不公平现状，张澜大声疾呼“人民有纳税的义务，应该有入学的权利，一切学校不仅应该免除学费，而且应该设法使出了很多间接税的工人、苦力、贫农、雇农的子弟能够读书，这也是国家兴学教民的本意。”张澜先生的这一思想体现了他对人民大众平等享受教育权利的深切关怀。
（二）人格教育
在《中国学生底出路》一文中他指出，学生是未来的“社会骨干”、“国家栋梁”，在校时应积极“研究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化、革命的方向，以造成一种科学的思想系统而确定新的人生观”，“这是学生将来入社会后，不致与旧生活同化，而反可创造新生活，以推进社会、发展文化的有效保证。”他重视教育对人性的培养，认为人格教育是教育永恒的主题。每个人首先要尊重自己的人格，才能尊重他人的人格。尊重他人人格的人，才能平等待人，真正处人；尊重自己人格的人，才能洁身自好，真正处事。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世界观教育，是张澜教育思想的核心。他说：“青年学生要担当事业，就要振作精神，意志坚强，行动确实，有真认识、真操守的人，才能做出真事业。”
（三）社会改造
在《我们对于教育的主张》一文中，张澜指出“教育是社会的一个部分，又是政治的一个枒枝，不能在社会政治之外而独立，所以只有社会和政治的改造，才能完成教育的改造。那么，我们从事教育改造的人，能够不参加社会的改造和政治的改造么？这是为世界与中国整个历史的发展和社会进化的趋势所决定的。”张澜十分清楚地指出了改造教育的人，必须参加社会的改造。这就是张澜明确主张的学校对于社会的作用，学校应该走的方向。
他还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对经济作制度的变更和数量的增进，是中国社会底出路，亦是中国学生底出路。”在他的保护和鼓励下，国立成都大学成为大革命时期四川地区高等学校中共产党员、社青团员人数最多，且唯一成立中共特支的学校，革命活动十分活跃。被评价为“西南一带传播革命种子的重要园地”。
四、为护学生愤然离校
1927年国民党反革命政变之后，张澜先生就不断与军阀干扰校政、迫害学生的行为进行斗争。重庆“三·三一”惨案后，刘湘逮捕了中共国立成都大学特支书记李正恩，经过张澜校长的努力，李正恩最终被无罪释放。为此，张澜以校长名义发出布告：“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所在。”
1928年“二·一六”惨案发生，成大有六名学生未经审讯即被枪杀，张澜先生悲愤异常，他不畏强暴，为死者开追悼会，并以“学府失去尊严，教育无所保障”为由，愤然辞职，后在全校师生和社会舆论的一致挽留下复职。1930年暑假，地方军阀再次迫害学生、干涉校政，张澜先生愤然辞职，挂冠而去。
川大校歌原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校歌》，1926年张澜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时，在原词基础上改定了校歌歌词，并作为国立成都大学校歌。这既是他对学校崇高的价值追求和美好发展愿景的全面概括，也凝聚着他对学校师生员工的殷切希望。2013年，三强合一的新四川大学正式将其确定为《四川大学校歌》。张澜校长留下的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已经成为四川大学一以贯之的治校理念和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川大人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奋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