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2月16日凌晨，在当时的国立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前身）校园内，一位身材高大、目光炯炯的青年被带走。这位小伙子神色自若，笑着用洪亮的声音对同行的同学说：“砍头流血，铁窗风味，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反动派未经审讯，当天下午就将他枪杀在成都东门外下莲池。这位青年就是钱芳祥（ 1900—1928）烈士，时为国立成都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中共成都大学特支书记，进步组织社会科学研究社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兼组织部部长。

同学们的老大哥

钱芳祥，1900年生于四川省巴县（现重庆市巴南区）龙隐镇。家中祖祖辈辈务农，是地地道道的庄户人家。在五四运动爆发的那年秋天，他进入重庆联合县立中学读书。在校内，他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他认为：“遍街都是洋货，这是中国人的耻辱！”1924年，他考入了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第一类预科中国文学系。当时给他关怀和支持的彭孝渊是钱芳祥姑父的弟弟，曾留学日本，参加过同盟会。早年因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彭孝渊被通缉，到钱家避难，住了三年。这个颇有进步思想的“彭幺叔”，对钱芳祥后来走向革命很有影响。

钱芳祥家境贫寒，学费和伙食费全靠族中接济和巴县地方当局贷款。他一年到头节衣缩食，穿着一件黑布马褂。艰苦困窘的生活培养了他的坚强意志。由于年纪较大，眼光锐敏，办事沉着，为人朴实，他很得大家的信赖。同学们都尊称他为“老大哥”。钱芳祥到校的第二年，即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来。他和共产党员何志远、李正恩等人，带头组织宣传队、募捐队，揭露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和屠杀无辜人民的暴行。在反帝斗争中，钱芳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学校已经改名为国立成都大学。他和进步同学一起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社，并且担任了执委会主席兼组织部部长。由于表现突出，在这年冬天，钱芳祥被选为校学生会总务长，即主席。

优秀的共产党员

钱芳祥以社会科学研究社为基础，把广大同学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该社从最初的30多人，发展到五六百人。其中，不仅有学生，也有教职工。他们还在校外建立了分社，使社会科学研究社成为当时成都地区最大的赤色团体。在钱芳祥的积极张罗下，社会科学研究社的机关刊物《野火》半月刊出版了。这个刊物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军阀罪行。钱芳祥既是撰稿人，又亲自参加印刷，联系发行。他还以学生会负责人名义，争取张澜校长的支持。张澜校长每月拨给他们一定经费。为了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宣传革命道理，钱芳祥还和进步同学一起在校内办起了工人夜校。他们在课堂上用生动的例子，耐心讲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以及什么是帝国主义，我们为什么要反帝反封建等问题。他和王道文一起为工人夜校选编的一篇课文是这样写的：烂军阀，打内战，抽案税，逼苛捐，百姓喊皇天。说案板，听哑板，缺柴米，少油盐，老小常饿饭。工人们，团结起，讲理性，跟他干，罢工罢市闹个翻。干干干！不是命生弄，闹斗争，干革命，翻身在明天。钱芳祥对人和蔼，有长者之风。经过他做工作，堂弟钱芳毛也出来读书了，他认为是“开吾族中数百年不出一明白人之先路”。有个同乡同学，在校期间，得到钱芳祥从思想到生活方面的热情帮助。钱芳祥借《向导》《独秀文存》等进步书刊给他看。这位同学后来也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社活动的积极参加者。

视死如归的革命斗士

1927年3月31日，重庆发生了“三三一”惨案，共产党人和数百名群众倒在血泊中，白色恐怖开始在四川蔓延。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钱芳祥和中共成都大学党支部书记李正恩等六人，被列入黑名单。当亲友要他注意安全，回乡避难，免遭不测时，他在给表兄彭哲先的信中写道：“已许身革命，难考虑个人安危。”李正恩被逮捕后，钱芳祥立即顶上来，继续斗争。1927年秋天，上级决定将中共成都大学党支部扩大为特支，由钱芳祥担任特支书记，领导当时四川地区人数最多的基层党组织之一。

1928年2月16日凌晨，全副武装的军警包围了学校，肆意抓捕进步学生。钱芳祥冷静地嘱咐一位同志：“设法转告同志们，要镇静，不要怕，他们是抓不到什么的。”带队的军官照黑名单喊了六个人，第一个就是钱芳祥。钱芳祥神态自若，从容镇静地应声站在前列。他厉声质问军警：“你们为什么闯入学校抓人！”军警不由分说，将6人押到督院街看守所。敌人不敢审讯，无证无供。下午2时，号声突然响起，刽子手冲入牢房提出14人，号叫着宣布：“你们是共产党，奉三军军长命令，立即将你们处决。”钱芳祥和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部长袁诗芜挺身厉声斥问：“指我们是共产党，拿出证据来，喊向育仁出来跟我们说明白。”他们表现出对敌人的蔑视和无比仇恨。敌人不由分说，一拥而上将14人押上了刑车，车子向下莲池刑场开去。被捕后，钱芳祥视死如归。在走向刑场途中，他高呼“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封建军阀！”雄壮的口号声响彻云霄，过往行人无不为之动容。钱芳祥烈士牺牲时，年仅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