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彭山县委员会是川西南第一个县委，彭山县农民协会是川西南最早的农民协会组织，彭山“青年互助社”是革命早期农民武装组织之一，彭山公义农民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之一。其中，四川大学校友郭祝霖（1909年—1934年）作为彭山早期共产党人的代表，和他的哥哥郭祝三、侄子郭剑鸣被称为“一门三英杰，革命一家人”，为我们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革命真理的追求者

郭祝霖，原名郭仲纯，字祝霖，以字行，学名郭家骆，化名郭志平， 1909年出生在四川省彭山县公义乡一个农民家庭。1916年，他先后在彭山公义场高级小学、彭山县立小学和眉山联立中学学习。192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的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国文部。1927年，国立成都大学从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分出后，原学校国文部改为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中文系。

郭祝霖从小勤学好问，刻苦钻研，成绩优异。他抱着教育救国的目的而来，在教室、寝室和图书馆中昼夜苦读，尤其喜爱《史记》《文选》《荀子》中的文字。郭祝霖为人豪爽，仗义执言，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暴行恨之入骨，每每谈及总是咬牙切齿。在校园内，郭祝霖与同时考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的李清玉和杜仲陵等最为相好。

1926年12月，李清玉介绍郭祝霖加入了导社。他在导社中结识了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不断成长。他们在学校中共支部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和反劣币运动，继续进行革命斗争。郭祝霖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世纪20年代，在革命浪潮的激励下，在眉州、成都、雅安等地求学的彭山进步青年学生，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怀着救国的满腔热情，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纷纷返乡建立进步团体，出版进步刊物，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运动，唤起人民的觉醒。1926年底，郭祝霖从学校回到家乡，邀约公义场高级小学部分教师和成都、眉州读书的返乡学生十多人筹备成立进步团体。1927年初，40多位有志青年在公义场高级小学发表宣言正式成立“新益学会”。学会专门订有章程，明确提出其宗旨：交流知识，增进友谊；明确读书目的，探索救国救民之道。新益学会是彭山最早诞生的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进步组织，是彭山第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团体。在彭山共产党组织建立之前，新益学会的诞生为进步青年指明了方向，活动范围较广、影响较大。

农民运动的组织者

1925年夏，在全国农民运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彭山县实业所负责人何伯勋发起组织彭山县农民协会，郭祝霖的哥哥郭祝三被推举为县农民协会组织委员，负责公义乡农民协会工作。

1926年冬，郭祝霖放寒假从成都回到公义场家乡，积极协助郭祝三开展农民运动，向工农群众传播马列主义。郭祝霖把从成都、眉州等外地学校放假返乡的学生和公义场高级小学的师生组织起来，每逢场期就到公义场街上开展宣传活动。他们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手执红旗登台演讲，教唱革命歌曲，宣传进步思想，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打倒官僚、军阀。许多农民协会的骨干和先进分子也积极投入宣传活动。这次活动历时一个多月，极大地推动了彭山农民运动，公义乡的农民协会组织也进一步壮大。

彭山农民协会组织发展壮大后，组织起来的广大贫苦农民运用各种形式反对剥削压迫，打击的目标是贪官污吏、封建政权和与之相勾结的土豪劣绅，但协会徒手空拳，面对势力异常强大的敌人，显得势单力薄，力不从心。经过慎重考虑，郭祝三、郭祝霖等决心建立一支农民武装，与敌人抗衡斗争。为此，郭祝三、郭祝霖、洪文渊等昼夜在彭山境内奔波，宣传群众、启迪群众、组织群众，让群众明白只有武装起来革命才有指望。

1927年冬的一天晚上，一个名叫“青年互助社”的农民武装组织，由刘单如、郭祝三、郭祝霖、王柱臣等人发起，在公义场泉水村李世珍家正式成立。这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最早的农民武装组织之一。在成立会上，刘单如、郭祝三、刘奇、黄天泽、李世珍、李泽文等推选郭祝霖担任青年互助社社长，并吸收吴用田、李玉安、李德珍、骆少轩、陈少南、李银轩等六人为第一批社员。青年互助社对外是青年互助组织，对内则是农民协会的武装组织。凡入社社员，都发给一本青年互助社手册，并自愿缴纳底金，用于购买枪支，武装社员。

农民起义的指挥者

1927年9月，经中共川西特委批准，中国共产党在彭山县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彭山公义支部。郭祝三担任支部书记。1928年3月，经中共川西特委批准，川西南第一个县委——中共彭山县委员会在公义场成立，刘单如担任县委书记。1929年5月，郭祝三担任县委书记。1930年9月，中共川西行动委员会派团省委书记郝谦到彭山、眉山、青神，传达省行动委员会关于配合广汉兵变、组织农民武装斗争的指示。不久，上级党组织又派张泽然和郭祝霖一道来彭山，协助郭祝三具体组织农民武装斗争。

暑假结束前，郭祝霖在青龙乡莲池寺召开党的骨干会议，总结开办青年农民学校工作，提出了组织起义和配合广汉兵变的具体任务。9月下旬，中共彭山县委在观音乡梓憧小学召开起义工作会议，制订方案。牧马山梁克明、江口镇马茂林、公义乡吴用田、城区王文倩等中层以上领导成员参加了会议。上级党组织派来负责这次起义的军事指挥张泽然、负责政治工作的徐立文出席这次会议。

会议决定：起义定于11月2日在公义场举行；起义的目标是夺取一乡、一区或全县的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起义的路线是在公义场举事获胜后，转移到青龙场，再集中力量攻打彭山县城；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张泽然任总指挥兼管组织，王文倩负责宣传，马茂林负责粮食供应，三人各配备若干名助手；在宣传方面，由公义场张凤武组织妇女积极分子绣制党旗，并组织一部分人刻印、书写《土地法大纲》《暴动宣言》 及布告、标语，布告、标语由张用之组织血花少年团成员负责张贴；在组织策应方面，由王文倩在城区县立中学发动一次学潮，组织师生罢课声援农民的正义斗争；在军事组织方面，确定了各乡负责指挥的人员；起义队伍以郭祝霖领导的青年互助社社员为骨干，组成赤卫队，队员们统一在手臂上扎红色布条标志，尽可能多带武器；粮食供应方面，由马茂林在起义开始后，带领人员没收地主的粮食，一部分作为赤卫队给养，一部分分配给贫苦农民。

11月2日，公义场高级小学的大门上贴了一副郭祝三亲自书写的对联：“赤血愿为群众洒，快刀须向土劣加。”清晨，各乡农民武装1000余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公义场，人人手臂上佩带红布条，手执各种武器，陆续向公义场高级小学操场坝聚集，先由郭祝三、郭祝霖向暴动队伍作临战动员，继由总指挥张泽然作兵力部署。由郭剑鸣带领20名农民暴动队员埋伏在公义场高级小学后面，如有豪绅外逃立即抓捕；由洪文渊带领几十名赤卫队员，掩护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为上街游行队伍开道，维持大会会场秩序。大会会场设在公义场戏台前大坝。会场内外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宣传标语，绣有镰刀铁锤的党旗在会场中心迎风招展。

10时，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大军，从公义场高级小学开往大会会场，队伍井然有序。大会开始，洪文渊、吴用田、李玉安等先后上台发表演说，揭露、痛斥地方当局腐败、军阀专横、官吏贪污、豪绅压榨，致使物价飞涨、捐税增多、百业调零、农民破产的罪行，号召农民们参加起义，用农民武装摧毁封建势力，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的美好社会。演讲道出了广大民众的心声，说出了他们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

大会后开始游行，围观的农民纷纷自动加入游行队伍。一部分人冲进乡公所查抄公文案卷，并将抄出的粮簿当众烧毁；有的冲进第四区区长袁子成的酱园铺，捣毁家具。有的到管民事纠纷的区事长郭少文开的茶铺，砸坏桌椅板凳、茶碗茶具。此时，头裹毛巾、身着蓝布长衫，腰缠白带的洪文渊手提马刀，气宇轩昂，带领赤卫队员在街上来回巡逻，捉拿欺压农民的土豪劣绅。

正当潮水般的队伍热火朝天地游行时，土豪劣绅万晓楼指使从成都和金堂县到公义乡的武装土匪以及他的手下，突然向密集的游行队伍开枪射击。驻在场背后祝家山待命的原计划用来对付外来军警、民团的长枪队听到场内枪声，看到群众纷纷从街上奔跑出来，立即冲下山掩护群众撤离。在激战中，共产党员洪文渊和赤卫队员陈少卿、文吉武三人不幸牺牲，刘光明、杨茂清被捕。起义领导人在祝家山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党员和农民协会骨干立即分散隐蔽，避免更大牺牲；派专人迅速前往彭山县中学转移存放在那里的秘密文件和进步书刊；派张泽然、王文倩立即到成都向省行动委员会汇报公义起义情况。

公义农民起义的枪声，使反动派大为惊恐。当天傍晚，一支从新津开出的军队，经青龙场前往公义场镇压农民运动。国民党彭山县政府下令把共产党员洪文渊的尸体搬到县城关帝庙门前示众。军队和民团挨家挨户搜捕共产党人、农民协会骨干和起义骨干，悬赏500元大洋缉拿郭祝三、郭祝霖等主要领导人。

坚强的奋斗者

公义场农民起义失败后，郭祝霖由中共四川省委派到青神县莲花乡组织起义，后转移到眉山县娴婆乡华头村郑富廷家隐蔽活动。半年后，他被调回成都。

1933年春，担任共青团四川省委常委的郭祝霖，由中共四川省委派往南充、三台视察工作，并担任三台中心县委委员。郭祝霖在三台用名郭仲纯，公开身份是教书先生，住在三台中心县委县城联络站，即三台小学巷二号志远相馆学徒、共青团员郭德康家。

1933年8月，郭祝霖到三台县北区会龙场检查工作。在与地下党员李家盛接头时，他因口音与当地不同，眼睛近视，形象陌生，引起当地团防队的怀疑，当场与李家盛一起被捕，被押解到三台县县政府关押审讯。审讯中，郭祝霖只承认在三台郭德康处投亲。县府派员到郭德康家搜查，未获任何罪证，于是将郭德康也逮捕入狱，分别关押审讯。半月后，三台县府将郭祝霖、李家盛、郭德康三人，移送国民党二十九军卫戍司令部审理。三人口供始终如一，敌人抓不住证据，又将三人复转回三台县监狱关押。

9月初，李家盛、郭德康获释。9月中旬，三台县由于没有弄清郭祝霖的真实身份，准予其取保开释。郭德康找好保人，正欲拿保状去取释郭祝霖时，原三台中心县委组织委员黄泽，将三台地下党组织系统全部出卖给敌人，郭祝霖真实身份暴露，再次被从三台县监狱移送国民党二十九军“剿赤青年团”关押审讯。郭祝霖在监狱中遭敌人多次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守口如瓶，始终未暴露党的组织，未泄露党的一点机密。刑讯逼供无效，敌人又利用叛徒劝降。郭祝霖严厉痛斥劝降的叛徒：“你不要作他们的鹰犬，干反革命的勾当。要记住，革命一定会胜利，非人的意志所能转移 ……”刑讯逼供不成，叛徒劝降又告失败，国民党二十九军“剿赤青年团”中校参谋、侦缉大队长余以慈亲自出马，设置美酒盛宴，再次进行劝降和收买。大义凛然的郭祝霖严词拒绝，断然回答余以慈：“三台组织你们已全部掌握破获，成都方面我无可奉告。”敌人费尽心机，终一无所获。

在狱中，为庆祝难友保释,郭祝霖以苏武持汉节的典故作诗，勉励自己与难友保持革命气节，憧憬革命前途：禁门深锁气难平，夜话连床梦不成。苏武有心持汉节，弦高无音搞秦军。金固锻炼归良冶，身为淹留负隅耕。散尽千金君莫惜，明朝屈指计归程。一年禁地几迁回，皂角城头晚吹哀。且看离人分手去，无端愁思拂心来。风云处处惊消息，烟气层层冷劫灰。行矣前途珍重好，莫将壮志没蒿莱。

郭祝霖在经受了狱中一年零三个月的折磨后，自知难逃魔掌，决心为革命牺牲。在牺牲前夕，他将身上仅有的四枚银圆交给同狱在押的间南县委书记何萝，叫何萝设法转交给党组织，作为他最后的一次党费。

1934年10月13日，郭祝霖面不改色，昂首挺胸，从容就义，年仅25岁。郭祝霖烈士的遗体后由党组织托人安葬于牛头山西坟场内。与郭祝霖同时遇难的，还有南充中心县委书记阂建勋和间南中心县委书记唐知音。

四川大学校友郭祝霖烈士的一生是短暂的，他与敌人坚贞不屈地英勇斗争的一生，体现了追求真理的可贵品质、大公无私的高尚情操、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