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禹教授

罗髫渔教授

1947年秋，成都外东高攀桥侧一座僻静的古刹“桂溪寺”内成立了一所私立初级中学——桂溪中学，这是一所由国立四川大学进步学生社团——中国教师社成立的中学,而中国教师社则是由国立四川大学中的中共地下党成员组织领导的学生社团。在那风雨如晦的时代，它践行着国立四川大学中许多党员和进步青年教师的革命信念和治学理想。

川大“中国教师社”和

学校的筹备

1945年初，国立四川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学生黄大洲，同时也是一名1938年入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他与同为地下党员的政治系学生周应培、孙礼娴等人一起，根据当时党中央提出的：（在国统区）密切发动群众，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指示精神，在国立四川大学内组织成立“中国教师社”。该社以“公正立场作教育现势之批判报道”为宗旨，以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设社长1 人，编辑1人，出版及采访各2人，事务1人。社团经费则由会员入社时各缴基金1000元，必要时临时缴费或募捐组成。最初成立时召得成员10人，由黄大洲担任社长。该社以维护教师利益、争取讲学自由的职业性团体为掩护，以“争取民主、自由”的口号来团结教师和进步学生，共同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爱国运动。在当时川大的一系列学生运动中，中国教师社都与各个进步学生团体一道，积极站在斗争的前列。到1949年初，社团已发展到有社员60余人。

中国教师社不仅积极参加进步爱国学生运动，更结合教师专业的实际，致力于对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深入探索，建立一所新式的实验中学来践行自己的教育理想，是许多社员同学们的共同愿望。1947年4月的一天，川大中国教师社四年级社员黄大洲、孙礼娴、范学铭、潘克琼在望江楼的游船上开会，讨论筹办实验中学事宜。他们选出黄大洲等组成筹备委员会，在筹备会中设立经费、交际、人事、设计四股，分头开展学校的组织筹备工作。

学校的筹建得到许多川大教授师长的支持，当时的川大教务长、心理学家叶麟，教育系主任刘绍禹，川大史学系教授、地下党员罗髫渔（罗髫渔先生还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成都解放后，积极参与人民政府对川大的接管和改造相关工作）等都为学校的建立献计献策、倾囊相助。刘绍禹教授不仅捐助经费，还出任董事，对办学方向、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及方法等予以悉心指导。当时川大的中国教师社因进步积极的教育主张令国民政府四川省教育机关对其深怀敌意，学校初欲以“中国教师社”名义去立案被省教育厅拒绝，后又以川大师范学院院长邓只淳名义去立案，亦遭多方阻挠。最后由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罗髫渔教授和川大教务长叶麟建议，学校以公开合法的私立学校形式出现更为有利，并提议聘请川大校长黄季陆先生担任学校名誉董事，以减少国民党政府对学校建设的阻挠破坏。最终在广大师生的努力和进步人士的支持下，私立桂溪中学在1947年9月终于完成了报到注册。

学校的选址经过教师社同学调查，选定成都外东高攀桥附近的桂溪寺。它曾是抗战时期华阳县中学的疏散校舍，抗战胜利后该校迁回城内，此时仅需稍加修葺即可使用。又因这里地处川大校本部与三瓦窑新生院之间，环境偏僻，交通闭塞。附近农村缺乏学校，盼望读书的农家子弟众多，来此处办学，既为本地服务，又不为反动当局注意，便于隐蔽革命同志，进行党的地下工作的同时还容易得到地方人士的欢迎。如国民党华阳县党部书记长林卓儒等，从发展地方教育事业出发对创办学校也给予了相当的支持。于是，1947年5月，筹备组即以“桂溪中学董事会”的名义，与华阳县桂溪乡订立了租用桂溪寺为实验中学校舍的租约。并在原校舍基础上加以培修，同时新置课堂用桌椅50套，加上林卓儒捐赠他们林家祠堂停办的小学桌椅50套，足够先期招收的新生两班之用。

1947年6月，川大中国教师社应届毕业生中的社员们召开会议，选出黄大洲、范学铭、齐翰猷等人组成了实验中学校务委员会，负责办理开学工作。学校董事会除聘请川大校长黄季陆当名誉董事长外，董事会成员由中共地下党员、民主党派人士、川大进步教授、社会知名人士及华阳县地方人士组成，教师社社员孙礼娴、陈才学等人也参加了董事会。实验中学采取校务委员会制，校务委员会成员不受董事会任命，而由“中国教师社”选派，任命黄大洲为校长、范学铭任教导主任、齐翰猷为总务主任。由他们常住学校，具体负责学校的立案、招生、行课等具体工作。加之学校选址华阳县桂溪寺，经董事会及校务委员会一致同意取名为“桂溪中学”。7月27日川大文学院教授、五老七贤之一的林山腴先生亲书校匾——“私立桂溪中学”正式向社会宣布成立了。

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与

方法实践

9月8日，第一批107名来自三瓦窑、琉璃场、九眼桥一带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家庭，无钱入城就学的少年在这里开始了新的初中学习生活。从1947年到1949年两年间，桂溪中学有如黎明前一盏璀璨的明灯，从一开始就以它独特的新民主主义风格教育理念和方法，给国统区中学教育界带来一阵清新的风。

在川大地下党员为主导下，教师社办学目地一是要为即将来到的新中国培养人才，发展新式地方教育；二是要使学校成为中国教师社联络中心，掩护革命同志，开展党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学校提出了自己的教育大纲：“克服传统学校的恶习，彻底了解学生，做到因材施教；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培养健全的人格，高尚的理想；培养民主的风范和优美的团体精神；培养欣赏和审美的能力；试行教育职业化；试行教育生产劳动化；注意儿童问题的研究教育，也注意研究青春期心理教育的实施等。”这样新颖而进步的教育理念是川大中国教师社学生老师们教育理念的具体化，它既展现了理想又能为当时的现实所接受，而他们其后的教学实践中将这一理念具体实施起来。

在教学组织上，实行教导与训育合一，强调老师要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即“以学生人格之培养为目的，教师人格为手段.......青年学生受到教师人格的感应而引发其共鸣，同时可使学校行政富于学术气氛。”几位住校教员，既为导师皆负有训导的任务，学校教导处以导师中一人为主任。全体教师皆参加教学会议，教导主任根据会议决议，策划教导实施，并考察实施结果。对于教学对象则按学科成绩、智力、年龄等分班组，以缩小两极差，以利于教学计划的完成。

在教材选择上，经全校教师共同研究，决定不用当时“正中书局”的官定教本，数、理、化采用比较进步的“开明书店”教本；文、史课则由教师自编教材。在具体的课程设计上，语言课主要选择鲁迅等进步作家作品作为教材；“公民”课则主讲《新民主主义论》《土地改革法大纲》等内容；音乐课还教学生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垦春坭》等进步歌曲。

在教学方法上，将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着重培养学生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各科学习多以自学为主，教师则提供补充教材，居于指导地位。同时学校非常重视学生劳动习惯的培养，将下地种菜、饲养牲畜、搬砖运瓦都列为劳动课程。1948年上半年学校师生为了建设校园，在校区后面两座“皇坟”土堆上开辟盘山道路，学生们为它取名“五一路”“五四路”。道路竣工正值“五四”，全校举行火炬游行，以独特的方式纪念五四精神。学校的体育课没有正式的上课时间，每天下午4-5点，全校学生都要走出教室，自由参加各种体育活动。

在成绩考核上采取了独特而有意义的方法。各科成绩考核包括课堂测验、段落考试、作业评定、学期评定等四个方面。学校重视平时考核，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与荣誉感，并采用“光荣考试”这一独特的考试方法，即不需教师监考，时间一到，最后一个交卷的学生把试卷收齐交主考老师。学校还实行成绩进度曲线表，使学生知道自己的学习状况，启发、激励学生自觉要求进步的心理动力。由于同学们有了正确的观念，懂得自我竞争的道理，学校从未发生考试时弄虚作假的事情。

学校非常重视学生课外活动辅导和良好生活习惯的培养。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一项或几项课余活动。如绘画组由美术老师教学生自制写生板外出写生；音乐组则由每人自备二胡，有的学生是自己打蛇剥皮制二胡，由音乐老师教拉乐曲；参加工艺组的有学修钟表的，有学木工的；参加饲养组的则喂养山羊、鸡、鸭等。还有其它如壁报、集邮、雕刻、球类、郊游、读书会等课外活动，丰富多彩，极大地培养了学生高尚的情操和正确的审美意识。

民主办学

在重重困难中积极治校

民主办学，培养学生热爱集体、热爱生活和自觉自治的能力，是学校重要的教育目标。学校在教师的指导下，成立由师生、工友、伙食团合股经营的消费合作社，其中有一处特殊的贩卖部。这个贩卖部从来不要人看守，只需把每件物品用标签标明价格，同学们签名入内选购，自知照价将钱投入货款箱内，月终结算无一差错。消费合作社办的采购部，由家境清贫的同学投标，利用课余时间承制印刷品、信笺、笔记本之类。又开办“银行储蓄”办理存款、代取汇款，均由学生自行管理，以养成节约储蓄和计划消费的习惯。校园内有两株柚子树、几株枇杷树，同学们都自觉爱护管理，从来没有一个同学私自采摘学校里丰美的果实，被大家称为“道德柚子”“幸福枇杷”。每一个生动的事例无一不反映出学校优良的校风。

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靠募捐筹集，在那米珠薪桂的时代，学校从极端紧张的经费中挤出伙食补助，千方百计保障学生能有充实营养。每天早晨由师生轮流早起磨豆浆煮稀饭来供应早餐，午饭则有学校农场种植的蔬菜和荤食五大碗，晚餐亦有四菜一汤。当时有位报社记者来校看到学生伙食,无不感慨道：“现在有些中学的伙食收费比桂溪中学多，伙食并不如桂溪中学好，还只办十五六周学，就因伙食钱不够而提前放假。而桂溪中学还要办20周，还能特别注意营养，真是了不起！”学生们充足的补给来自于老师们的无私奉献，这所学校的校长、主任和每一位老师都是义务制，连外出办事的费用都是自己掏钱。他们多是川大中国教师社毕业的学生，他们以校为家，与学生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用辛勤汗水浇铸理想校园。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学校改造了校园环境，建设拥有各种图书5300余册、期刊30余种的图书馆，购置各种理化仪器和生物标本以及大量的教具和劳动用具，使学校设备初具规模。到1949年，师生们自己动手烧砖瓦，建起了有8间教室的两层楼的新校舍。

坚持党的领导

积极参加进步活动

桂溪中学的教师队伍，主要是“中国教师社”的社员，包括地下党员黄大洲、孙礼娴、陈苡珠、詹淑维、金涛、肖征祺等，以及李万祺、党玉田、余启文、吉华铨、刘传森、唐远猷、范学铭、田育春、李滋荣等民盟民协成员及进步学生。学校通过詹淑维等同志与成都地下党的胡春浦以及川大地下党的罗髫渔等同志保持联系，接受他们对学校办学计划策略等方面的指导。1948年，赵文锦同志传达了当时川康特委领导人马识途对桂溪中学的指示：“学校既不要搞得太红，也不要搞成改良主义。”根据这些指示，学校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成都，除以自身务实的工作争取广大群众的同情与支持外，还做了一些社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如周从化、甘鉴斌、罗承烈、李劼人以及地方士绅林卓儒等人都给予了学校极大的支持。而在川大教授中，更有叶麟、刘绍禹、周太玄、邓只淳等老师始终给予学校热情的帮助和指导。正因如此，虽然当时国民党教育厅曾两次下令查封桂溪中学，又多次派遣特务打探，学校仍一直坚持办到成都解放。

以川大党员和进步学生组成的教师队伍决定了学校办学的目的，即以实践办学来为推翻国民党黑暗统治和为迎接新中国做准备，学校成立后即成为川大、华大进步学生聚会学习的重要场所，并为被敌人追捕的党员和进步青年提供庇护。如田育春同志在“四九”血案中被军警殴打关押，释放后即隐蔽于桂溪中学中；《新民报》记者黄黎扬被反动军警追捕，也曾隐蔽于学校里教书。1949年川大举办“四九”血案周年纪念的晚会，桂溪中学的学生全体参加了纪念活动，与大学生们一起声讨国民党的法西斯罪行，虽然他们年幼矮小，却勇敢地与前来企图破坏会场的特务们进行了斗争。成都解放前夕桂溪中学成为川大进步青年聚集的地方，革命烈士余天觉主动利用课余时间来给学生们上戏剧课，方智炯烈士还不远千里把他的弟弟从湖北接到成都来读桂溪中学，他说：“在这里读书，比在其他学校放心。”

1949年12月，成都刚刚解放，桂溪学校 200余名学生有80%立即报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踊跃投身到肃清残敌、征粮剿匪和共和国建设的事业中。他们大都成为共和国建设中的优秀人才，活跃在军队、机关、科研、教育、厂矿等许多行业中。40年后，当年的一部分同学们曾重聚成都，他们回首往事，无不感慨。曾任某部炮兵师长的邝志均回忆：“当年在桂溪中学里，师生可大谈国事、民族前途，倡导自觉劳动的风气，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少年学生在这样的环境里受到熏陶，无疑对日后投身革命队伍，服从党的需要，形成好的品质，起到了重大作用。”安徽师大中文系教师刘楚明说：“桂溪中学的老师在我们少年的心灵上播下了进步的种子。”

成都解放后，四川大学军事代表曹振之请示了市军管委员会文教处后，将桂溪中学作为地下党组织创办的学校并入川大附中，学校财产移交四川大学，并派黄大洲、崔培忠、曾昌龄组成接管小组，合并后的川大附中校址设在三瓦窑川大新生院内，仍由黄大洲担任校长。1953年，学校改名为成都市第十二中学，即是为现在四川大学附属中学的前身。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桂溪中学在国立四川大学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导带领下，由川大进步学生以新颖民主的方式办校建校，教心励志，以高尚师德培育优良校风，留下了让学生们勤奋学习、严谨做人，工读兼备、学以致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秀教育传统，是为新中国进行立德树人新式教育的典范，值得后人传颂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