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编纂工程启动，
2002年出版工程启动，
2005年第一批成果发布，
……
2022年9月，举国上下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儒藏》最后一批成果出版。
二十五年磨一剑，累计656册，合计5亿余字，“中华儒学第一藏”《儒藏》终成完璧！
盛世修典，再谱华章。
千古儒学，萃兹一藏。
这是川大学人和川大出版人向党的二十大的诚挚献礼！
《儒藏》是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纂、国际儒学联合会与中国孔子基金会总监制、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汇聚中国历代儒学成果的大型儒学文献丛书，是孔孟以来历代儒家学术、历史的集大成者，是对2500年间儒家各宗、各派、各类成果的最大结集，也是中华学术主干内容的完整呈现。
《儒藏》分 “经”“论”“史”三部（下设共24个子目），统摄各类儒学著作和儒学史料，是儒家经学、子学、史学等成就的集中展示，也是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程颐、朱熹、王阳明、王夫之、黄宗羲，以迄廖平、康有为等历代儒学大师思想学术文献的汇编，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礼乐、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共收录先秦至清末(或民国初期)儒学文献5000余种，全书为精装本，共656册，含经部265册、史部274册、论部117册，累计5亿余字，基本实现了对2500多年来儒学成果及其历史最大限度的文献收录、整理与完整出版。
《儒藏》项目启动于1997年，先后被列入国家“211工程”“985工程”重大项目，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纳通公益基金赞助项目，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重大项目，贵州省孔学堂发展基金会、贵阳孔学堂重大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经学普及基地重大项目，四川大学“双一流”学科建设、“创新二〇三五”计划项目等。
《儒藏》出版工作自2002年正式启动，二十年来，四川大学出版社在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精诚协作下，持续推进《儒藏》出版工作。自2005年《儒藏》第一批成果50册正式发布以来，《儒藏》即引起学界极大关注，好评如潮，被誉为“千古儒学第一藏”。2005年迄今十余年间，随着《儒藏》后续成果的陆续出版推出，国内外学人对《儒藏》的认识也不断深入，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该书的优胜之处不断展开论述，胜意迭出，精彩纷呈，可谓至矣备矣。
千年儒学，百年沧桑。二十五年的呕心沥血，终铸就巨制典藏。2022年10月13日上午，《儒藏》最后203册在蓉震撼发布，“中华儒学第一藏”终成完璧。发布会后，学界专家、作者团队、出版团队围绕《儒藏》展开学术研讨，开展了普及讲座。
今天，我们不揣谫陋，掇拾诸家言论，对《儒藏》之编纂缘起，《儒藏》之体例、特色，《儒藏》之学术价值与出版意义做一简单介绍，不当之处，尚祈方家赐教。
一、《儒藏》之编纂缘起
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深受儒、释、道三家之浸润，三家之中，又以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然而遗憾的是，释、道两家皆有《藏》，独儒无《藏》。因此，编纂一部《儒藏》，收录自先秦以来此千数百年间之儒学文献，与释、道两家之《大藏经》《道藏》鼎足而三，遂成为明代以来历代学人的梦想。
据《儒藏》总主编舒大刚先生考证，“儒藏”之说，首倡于明朝万历初年之孙羽侯，后经明季曹学佺、清代周永年诸人之重申和实践，然终因种种原因而未果。一言以蔽之，其时编纂《儒藏》之条件尚未成熟。
新中国之成立，为人类辟一新纪元。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事业蒸蒸日上，综合国力大大加强，已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值此盛世，仓已足矣，廪已实矣，民亦庶矣，民亦富矣，时代呼唤着中华文化的蓬勃发展，以为国家、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持续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然在中国众多传统文化中，何种文化可以肩此重任？这是一个严峻的话题。在这个包容、开放的时代，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舒大刚教授指出，“儒学作为历经两千五百余年发展的系统理论，已成为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和财富。她既是中国的，也是东方的和世界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尽管儒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但是，我们无论是要研究历史，还是要服务现实；无论是要探讨理论，还是要躬行实践，在古今学术中，儒学都位居首选，理当研究和弘扬”（《儒藏·总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川大古籍所同仁秉承先哲遗训，首次重新提出了编纂《儒藏》的规划，并发凡起例，草创纲目，申请课题，筹措经费，礼聘专家，组织人员，诸多事宜，无不积极擘划。修纂《儒藏》的计划甫经提出，即得到有识之士和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遂于1997年正式启动，并先后被列入国家“211工程”“985工程”重大项目、中国孔子基金会重大项目、四川省委宣传部资助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儒学研究中心重大项目、贵阳孔学堂资助重大项目等。川大《儒藏》可谓开系统收集、董理儒学文献之先声。此《儒藏》启动之时代背景与《儒藏》编纂缘起之大略也。
二、《儒藏》之编纂体例
《儒藏》创新“三藏二十四目”的编纂体例，采用“影印加点校”“叙录加提要”等方式，既保留了古籍原貌，又订正了原版本的错误，在图书分类、经典导览、学术叙事、内容点评等方面，皆卓有创新，已被学界广泛认可。
（一）“三藏二十四目”
何谓“三藏二十四目”？“三藏”即:“经藏”，收以经书为主体的经注、经解、经说类文献；“史藏”，收与儒学历史有关的人物、流派、制度、书目、学校史志类文献；“论藏”，收阐发儒家理论的子学、礼教、政论、杂议类文献。“二十四目”即:“经藏”所摄“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四书”“孝经”“尔雅”“元典”“群经总义”“谶纬”十一目，“史藏”所摄“孔孟史志”“历代学案”“儒林碑传”“儒林年谱”“儒林史传”“学校史志”“礼乐”“杂史”八目，“论藏”所摄“儒家”“礼教”“政治”“性理”“杂论”五目。“三藏二十四目”将五千余部儒家经典纳入一座宏伟的儒学大厦，使各书“分别部居，不相杂厕”。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评论曰：“（川大《儒藏》‘三藏二十四目’编纂体系）最大的特点在于解决了《四库全书》以‘经史子集’编纂可能造成的内容交叉而难以明确分类的弊端，使之类别明晰，互不重叠，一目了然，能充分发挥章学诚所说‘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作用。”
（二）“影印加点校”与“叙录加提要”
《儒藏》所收各书，大部分采取“影印加点校”与“叙录加提要”的方式出版，可谓别具匠心。影印有利于保存文献原貌，避免在录入、排版、校勘、编辑各环节造成新的错误，而点校则利用现代科技，在影印资料上对文献施加句读，对原文中的讹、脱、衍、倒进行校勘，为读者提供更为真实、可靠的文献资料。同时，每部前有“大叙”，每类前有“小叙”，每书前有“提要”。“叙录”考证学术源流，梳理学术脉络，俾读者知所由来，明其兴替；“提要”则介绍作者生平，揭示各书体例，指陈各书得失，评骘学术地位，考证版本源流，俾读者展卷即对该书一目了然，轻重在心，明其去取，知所抉择。此外，编纂者又将散见于各书之“叙录”萃为一编，构成一部《儒藏总目提要》。因为有“三藏二十四目”的宏观架构，所以它是一部关于儒学的专科目录；又因为各书“提要”详记版本，所以它又是一部版本目录；而“提要”本身又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价值，所以它又是一部儒学史。一书而兼三长，猗欤美哉！
三、《儒藏》之学术价值
与出版意义
《儒藏》自2005年首发以来，便陆续得到学界广泛赞誉与认可，知名学者，如钟肇鹏、李学勤、张立文、朱瑞熙、陈恩林、周桂钿、吴光、刘学智、蔡方鹿、廖名春、黄开国、李景林、黄玉顺、黄修明、王瑞来（日）等，纷纷发表学术论文给予点评。近年来，许嘉璐、陈祖武、陈来、杨朝明、王瑞来等学者亦通过不同方式予以点评。此处，我们综括诸家所论，从四个方面对《儒藏》的学术价值进行介绍。
（一）《儒藏》的编纂及出版是当代儒学复兴的标志
中国20世纪以来的学术历程，是一个经学逐步解构，儒学不断边缘化的过程。这在该时期所编纂的目录学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综观中国20世纪以来的目录学文献，除少数几部国学书目以外，几乎看不到作为四部分类法中最重要的一部——“经部”。而传统“经部”中最重要的文献，《周易》入于哲学，《尚书》《左传》入于史学，《诗经》入于文学……传统经学遂被伴着“西学东渐”而来的学科体系所解构。与此同时，随着学术观念的不断更新，儒学不断边缘化，史学日益中心化。早在宋代，陆九渊就提出了与“六经皆史”类似的说法，但并未成为主流。该理论经清代学者章学诚进一步阐发，遂广为学界认可。尽管如此，但并未动摇经学的根本地位。20世纪以来，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孔家店”被打倒，孔子被请下神坛，而记载先哲前言往行的经籍也被贴上了“封建”“愚昧”“落后”等标签，如敝屣般扔进了历史的尘埃。胡适、傅斯年、顾颉刚诸史家，或携西学之利器，或揭史料之高标，或树疑古之大旗，使经学的地位发生了动摇。此数十年间，先哲日萎，后继乏人，经书束之高阁，儒学荒芜不兴。此种风气，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思想认识不断提高，儒学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进入新时代，文化强国成为时代强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当代中华学人肩负的神圣使命。而《儒藏》的编撰、出版，正是对这一时代强音和学术潮流的回应，是当代文化大建设的重要举措，其丰硕成果无疑是当代儒学复兴的重要标志。
（二）《儒藏》的编纂及出版为儒学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儒学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后，如何重新构建新时代的儒学体系，挖掘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服务于当代社会，成为摆在当代中华学人面前的重要课题。虽然学界有“政治儒学”“制度儒学”“心性儒学”，乃至“生活儒学”“大众儒学”诸种说法，然一切理论之根本，必须构建有坚实的文献基础。而在《儒藏》编纂、出版之前，其文献基础极其薄弱。《儒藏》总主编舒大刚教授在该书“总序”中称， “人们常常会感到：要研究孔子而不知道孔子资料何在，欲研究儒学却不见儒学文献全貌，欲研究经学却不知道何经可信、何书可读”。而《儒藏》的编纂、出版，既实现了有史以来对儒学文献的第一次系统董理，又为学界提供了客观、真实、权威、可信的文献史料，为儒学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王瑞来评论道：
综观《儒藏》“史部”，堪称一部完整的儒学史。只不过这部儒学史的建构不是一章一节写就，而是一部部典籍垒筑。中国儒学史，文献集成，资料渊薮，尽在此矣。
“史部”仅为“三藏”之一，已获得如此之高的评价，而整部《儒藏》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更毋论矣！
（三）《儒藏》是对《四部丛刊》以来大型丛书编纂思想的扬弃，是对近代学术从博通走向专精的回应
20世纪初，在张元济先生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对学界影响深远的大型丛书——《四部丛刊》。网罗四部，罗致珍本秘籍，以影印的方式出版，是其特征。这一大型丛书的编纂思想，在20世纪末的《续修四库全书》中仍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学术的发展，学科的划分越来越细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网罗四部的大型丛书，已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虽先后出版了《孔子文化大全》《清经解三编》等专科类丛书，但无论就全书内在的目录体系而言，还是就外在的规模数量而言，皆不及《儒藏》。在底本选择上，《儒藏》继承了《四部丛刊》《续修四库全书》罗致珍本秘籍的优良传统；在整理方式上，《儒藏》创造性地采用“影印加点校”的方式，而撰写提要则是各书的共同特征。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儒藏》是对《四部丛刊》以来大型丛书编纂思想的扬弃，是对近代学术从博通走向专精的回应，足以垂范后世。
（四）《儒藏》为大型文献丛书的出版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对出版界具有借鉴意义
《儒藏》具有起步早、历时长、方法新、格局大、出版多、成果丰等特征，这是在四川大学党政领导下，在省内外有识之士和各相关部门鼎力支持下，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四川大学出版社精诚合作、携手共进的成果。
四川大学出版社作为教育部主管、四川大学主办的综合性大学出版社，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推荐出版机构、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指定推荐出版机构、国家新闻出版署融合出版超高清视频技术应用重点实验室牵头建设单位、全国首批出版学院共建单位、四川省首批重点文化企业骨干企业；拥有一支高水平的编辑出版团队，多年来承担省部级以上重点出版项目200余项，出版了大批精品图书，推出了《巴蜀全书》（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系列（已出版12种）《宋代诏令全集》《周必大全集》《康藏前锋》《康藏研究月刊》《康导月刊》校勘影印全本等一系列古籍文献图书，形成了主题出版、学术、教育、医学、巴蜀文化五大品牌，共500余种出版物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包括中国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加拿大总督奖、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四川好书”等；多次被《人民日报》、新华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学习强国”、《四川日报》等权威主流媒体宣传报道，多次入选“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100强”，入选四川省图书出版企业五强（2016）、“振兴四川出版社会效益考核优秀单位”（2020）、“振兴四川出版”利税总额6强（2020）。作为《儒藏》出版工作的具体责任方，四川大学出版社在承担《儒藏》出版工作过程中，充分依托四川大学百年名校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积淀及相关学科优势，秉承“倚百年名校，出图书精品”的宗旨，积极发挥自身长期在承担重大出版项目、编校大型丛书、打造出版精品与出版品牌、开展古籍文献编校等方面的经验优势与综合实力，在社长和总编的领导下，专门成立了《儒藏》专项出版工作组，全方位整合并及时更新补充文史古籍专业编校团队力量，从编审校体系、质量监管、学术支撑、条件保障等多方面健全运作体系，工作组全体成员坚持分工合作、一直精诚团结，确保了《儒藏》出版不掉链不断线，保证了出版的持续进度和编校质量。
为确保《儒藏》编纂及出版工作的持续、顺利推进，四川大学组建了由校党委书记担任总监修、校长担任主任，全体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及单位组成的《儒藏》工作委员会。在《儒藏》工作委员会指导下，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牵头成立了汇聚海内外相关领域数十名著名学者在内的《儒藏》学术委员会，同时由四川大学出版社牵头成立了由校领导担任总策划和主任、出版社相关专业团队共同参与的《儒藏》出版委员会，由此构建了整合各方资源，全方位统筹协调，编纂及出版双系统携手推进、高效联动的出版工作格局。
为配合《儒藏》的宣传，推动当代儒学的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还与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合作编辑出版了学术辑刊《儒藏论坛》及“儒藏学术丛书”数十种，坚持及时发布《儒藏》持续出版的最新情况和儒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儒藏》的最终圆满出版营造了良好学术环境和浓厚文化氛围。
千古儒学，萃兹一藏。此处引用王瑞来教授对《儒藏》的评价，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提倡国学，重振儒学，获得话语权，占领理论制高点，让儒学重新成为显学，是大势所趋，我辈学人之责。……兼具学术价值与收藏价值的《儒藏》的出版发行，必将有力推动儒学的新一轮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