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蜀中画家吴一峰所绘《岷江胜概》（节选）四川大学望江楼校区图
四川大学的前身国立四川大学作为民国时期四川地区规模最大的最高学府，由1896年成立的四川中西学堂等多所近代高等学堂演化合并而来，它的发展建设不仅关系民国时期成都高等教育的演进，它的迁移兴盛更牵连着近代成都城市化的脉动。1931年，当时成都三大高等院校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完成了“三水汇流”的大合并，合并后成立的国立四川大学成为当时全国最著名的12所国立大学之一。
一、国立四川大学望江楼校址的迁建原因及过程
“国立四川大学继承三校校产，校址非常分散，校本部和文学院、教育学院设在原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所在的皇城，理学院和法学院在原国立成都大学所在的南较场。1937年，省市政府为规划成都城市建设，向国立四川大学提出收购皇城校区，将学校主校区迁校重建的建议，时任校长任鸿隽先生为城市建设及学校的进一步发展计，拟定了迁校重建的重大决定。1937年4月四川省政府与国立四川大学签订《四川省政府与国立四川大学协定迁移校地合同》，新校址拟于成都东郊的望江楼公园附近，就此开始了国立四川大学的搬迁和新校区建设工程。
国立四川大学搬迁的原由及搬迁计划安排，据当时档案记载：“四川省政府鉴于旧皇城川大校址，位居都市中心，不特尘嚣过大，妨害学子研究学术，且于省市交通亦感阻碍。故为教育计，为都市交通计，均应设法将川大迁移，收回皇城土地以谋沟通都市中心区之交通。爰于二十六年（1937年）4月，始与川大商洽停妥，协定迁移校地合同。由省府就外东望江楼附近，征拨二千亩民地，划交川大，以作该大学之校址，并拨补助费六十六万元，以作川大迁移补偿费用。”当时的四川省政府和成都市政府，一方面为成都市城市规划计，欲在皇城地区开设一中央商业区，把川大移至东南郊外与华西协合毗邻形成一文化区。另一方面亦有将皇城地块出卖以谋利的意图。“省府以此项开支过巨，在目前省库异常支绌情形之下，实无法挪拨此项开支。故决计收回皇城土地后，开建一中央商业区，将收回地段，除酌留百余亩建筑省府及中央公园与实验小学外，其余地段，划作若干号，分期定价标卖，以资挹注。兼谋沟通都市交通，繁荣都市商业。”这一项目作为当时四川省成都市政府的一项重要建设项目，很受政府重视，制定了详细计划，成立相关结构专理此事：“此项事务与省府各厅处会，及地方市县政府征局职掌，均有牵连。始由省府各厅处会，联名签呈，刘故主席核准由秘书处暨民财教建四厅及地政委员会，成都市政府、省会警察局、华阳县政府、征收局、暨川大，合组一‘四川省政府办理川大迁移校址委员会’专司其事，并经核准。”
迁校决策使学校结束了校址分散和处于尘嚣包围的状况，全部集中建设于成都外东望江楼的现址，是考虑了学校的环境、将来的发展等多种因素之后决定的，这无疑是有远见的，为学校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37年6月16日，在望江楼农学院举行了国立四川大学新校舍破土动工典礼，望江楼校区的图书馆、数理馆、化学馆先行开始建设。
二、抗战后川大的校地接收及扩张建设
由于战争影响，国立四川大学于1939年南迁峨眉，望江楼校区的校地接收及校舍建设工作一度停顿了下来。直至1943年战争形势相对稳定，学校由峨眉迁回成都，在逐步落实《四川省政府与国立四川大学协定迁移校地合同》的基础上，学校的发展就与城东南郊望江楼地区的开发建设紧密相连，开始了一轮大规模的校地接收及校舍建设工程。
（一）校地开发的模式调动了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校区房地开发和建设
国立四川大学作为民国时期四川地区最高最完善的学府，它的搬迁、建设和投入，更是以学校为中心，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社会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
按照《四川省政府与国立四川大学协定迁移校地合同》中规定省政府划拨望江楼附过两千亩土地为四川大学建立新址，但由于划拨面积广大，土地所有权性质复杂，划拨土地工作面临很多困难，学校只有在一边建设一边开展正常教学工作的同时，以多种方式完成校地的接收。
其一，对官公营产的直接划拨。民国时期官公营产属公产范围，由政府或军队管理，这一部分土地多是通过直接划拨的方式划归学校，如地处头瓦窑的军毯厂，以及1947年通过交涉，将锦江对岸军政部五十工厂成都分厂及其下属白药厂土地借拨学校使用，将两厂改建为学校工学院和理学院。另外在直接划拨施行困难的情况下，学校争得省政府的资助，以每亩2.7万元的价格将应划拨的两千亩土地中的一部分改作现款拨付，筹得350万元用于购地和新校园建设。市政府支持国立四川大学的校园建设，也用直接划拨的方式向学校划拨土地，如望江楼附近的土地，由市政府调配动迁，将其规划为学校教师的宿舍。当时的报刊曾经报道：“蓉垣名胜之一的望江楼，市府自动迁让，划作川大教授们的宿所，教授先生们得了这样良好的宿舍更安定的去进行其教学和研究工作。从此，名人胜地，相得益彰。”
其二，对私有土地多采用征购的方式。学校以征购方式扩建校地由来以久，如1936年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就曾以12784元的时价征购到成都市东郊狮子山附近田地206亩，作为开设试验场之用，由省政府出具红契管业，并附土地清册为据。
在搬迁新址建设学校的过程中，在省政府划拨二千亩校地范围内，还是有大量土地是私人所有的田地或坟地等。虽然按照《四川省政府与国立四川大学协定迁移校地合同》上规定“由省政府划拨二千亩土地，签订合同后十日内，省府于所应拨之二千亩优先进拨五百亩，以便川大开工，其余部分于两个月内，将买地手续办清，交与川大……所拨地址上之一切纠葛，如迁坟拆屋及青苗费等，概由省府负责处理”。但时势艰难，政局变动，政府财政紧张，此项承诺并不能完成，坐等政府解决问题终非成事之道。当时接掌学校的黄季陆校长以非常务实的态度着手解决学校的征地和建设问题，即在尽量争取政府划拨的情况下，对不能通过拨划的私人土地以征购的方式进行赎买。1946年，学校就曾在头瓦窑徐家巷一带，以每亩40余万元的价格向张泗达购得地亩40余亩。此地与工学院毗邻，亦在省政府2000亩划拨范围内。但因其属私产，故学校商议再三，以征购方式予以接收。并附当时学校致市府请征购地亩应付头瓦窑间地略图等事由附地略图一份。
在此份地略图中可见，除前期由省政府划拨征收的五百亩土地已用于学校基础建设外，学校周边头瓦窑、徐家巷等地尚有许多零星地块尚待学校以征购方式加以接收及建设。
又如1946年8月成都建国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与学校达成收购土地房屋及设备的协定，拟以一千柒佰万元购其地皮七十四亩，以贰亿伍仟柒佰零四万九仟元购其各类房屋。又因学校开学在即，而经费不足，学校与建国纸厂商定先将纸厂现在使用的部分房屋及设备借与学校使用，并列出《成都建国造纸厂厂房地价设备估价单》。
由于抗战后期开始的通货膨胀，不同时期征购土地房屋的价格相差很大，特别是1945年之后，物价飞涨，房地价格增长很快，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多方设法，陆续完成了周边校地的征收及购买工作。
其三，成都地区历来有文脉流传，兴学重教为社会所称颂，作为四川最重要高校之建设得到了成都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不仅广有各界人士捐款捐物，更有当地业主自动将地产捐出建校的情况。如1943年9月，水神寺住持就将自己辛勤维持一生的庙舍田地房屋二十三间、土地两亩全部捐与学校。在其就此事对市政府的呈文中道：“缘本市陕西街南较场之水神寺产私系明善之私有，其寺界周围与国立四川大学毗连。此次国立四川大学由峨眉迁回成都。其原有校舍被中央军校借用大部分，而现存小部分之校舍实不敷用。窃以抗战建国之从人才，迩来同盟国家日见胜利，正需才孔亟之秋。培植人才实不客缓，校舍不敷应用势必影响人才之作育。而于抗战建国亦将私有在南较场之水神寺全部寺产捐赠国立四川大学以作扩充校舍之用。除了与国立四川大学协议签字订定捐赠办法，并请当地镇长保甲到场证明外，理合具文呈请市政府备案。” 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向学校捐地募款，支援学校建设。重庆士绅朱叔口向学校捐赠了仑坝子地皮；而大华实业股份公司也向学校捐赠了建设基金等等。同时学校设立建国奖学金，从1944年到1946年，共收到各地建国奖学金6800多万元。对学校的征地和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校舍建设紧锣密鼓进行
除了多方筹集资金进行征地外，这一时期学校的校舍建设也在有条不紊且紧锣密鼓地进行。望江楼附近校园内先后完成建设工程十余处，计有：学生一宿舍、师范学院教室、饭厅兼礼堂、图书馆书库加楼、校长办公室及住宅、新生院草房教室、饭厅、教职员宿舍菊园、留青园、健庭园、华西村、回回坟等，其后又接连修建了大礼堂、浴室、大校门、女生宿舍、师范学院宿舍、附属小学等多处工程。
这些建筑工程虽多为砖木结构的平房，但其以传统建筑形式为主，加入新的建筑材质和工艺，结构牢固，功能更合理。如在图书馆对面修建的“U”字形教室工程合同中，就对工程的具体方法、用料、工艺等作了较详细的规定：“工程基脚所有墙脚先挖槽方一尺宽、深二尺五，将槽底老土夯打坚实后铺一、二号沙泥历打平实，每层半尺厚；大房隔墙中均立木柱，其直径不得小于四寸；砖墙以基脚三和土砌十寸勒脚墙，三层平砌城砖为墙身，内立砖柱厚十寸，用一三号灰沙浆砌做灌灰浆，外墙做清水墙，灰缝以平整为主，以平滑光洁为度，不得有龟裂及斑污之弊。”另外合同中还对竹壁、山墙、地板、走廊、平顶板、屋架、门窗、階沿、瓦顶、油漆等工程各方面都做了详细精确的规定，从而使工程质量有了较可靠的保证。1947年夏秋之际，成都发生50年未有的大水灾，学校校舍在水灾中遭到了较大的破坏，在当时的学校行政会议上成立了国立四川大学工程处，由学校总务处长郑愈教授兼任处长。川大工程处除了进行学校被损校舍的修复重建工作外，更要进行新近接收的兵工厂、白药厂改建为工学院、理学院，众多厂房校舍的修建工程分头并进。1947年在校本部进行的工程就有：“一、改建大礼堂，原大礼堂较简陋，改建后房盖升高，地面由平面改为斜面并捶磨水泥三合土，入口处填高地基修成台梯，礼堂前后两端修成两楼的宫殿式建筑，戏台加宽，安置铁椅1200把，礼堂内外油漆一新。二、新建学生宿舍，增建学生二宿舍，购买朱家院改修为学生三宿舍。在原女生院宿舍隙地，新建楼房一幢，扩充女生院。三、增建修平房11间。四、在学生一、二舍之间新建学生饭厅两列。”
自1943年学校由峨眉迁至望江楼校区，以当时图书馆、数理馆、化学馆三楼的建设为起点，经过7年的苦心经营，据1950年清查统计：“望江楼校本部占地1024.5亩，工学院300亩，农学院狮子山园艺场304亩，再加上学校原有的南较场校产281亩，几处附中地产209.7亩，散于城内的30多处宿舍123.65亩、都江堰灵岩山林场951亩、新都烟草场、金堂柑橘场、绵阳棉作场等合计375亩，总共合计面积达到3566亩，此外尚不包括在当时被视为‘荒郊野地’的河心村、三瓦窑一带的2000余亩。”单就校园建设规模来看，在当时全国高校中都是数一数二的。
三、民国时期国立四川大学的校地转移及建设的影响及意义
（一）国立四川大学的迁校重建促进了学校的迅速发展
四川大学望江楼校区的基本规模，按照与省政府的《合同》中规定的是2200余亩。1943年学校由峨眉正式迁至此处时，已接收的面积大概有700亩左右。“勘定川大新校址，东以雷神庙至白药厂上河边为界，西以新村至培根火柴厂后面为界，北自培根火柴厂后面，南以白药厂为界，经白塔寺后，农学院至雷神庙合界。”经过黄季陆校长时期的苦心经营，学校的面积逐步扩大。1946年学校接收了三瓦窑的建国纸厂，把新生院由南较场迁入此地。1947年1月又接收了头瓦窑的军毯厂，把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由校本部列五馆迁建于此。校园规模的扩大为学校扩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学校从1943年初从峨眉迁回成都时全部在校生共1316人，至1947年第一学期已增加到5051人。这一规模已超过了当时号称中国第一的中央大学（最多时为5000人左右）和历史悠久的北京大学（2302人）。
校地规模的扩建更促进了学校教学设施的完善和教学环境的改良。1947年3月，因学校之前多方反映学校校舍紧张，师生住宿教学施行困难，通过国民党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将原成都五十兵工厂旧厂（今南光机械厂旧址）及成都白药厂（现解放军七三二二厂）拨借给学校，学校除将部分土地用于扩建学校校舍外，更在兵工厂的基础上建设起木工厂、翻砂厂、金工厂、锻铸厂等实习工厂，并将工学院迁建于此。而白药厂内则开设了四川大学中正实验厂及化学实验工厂，当年的《国立四川大学校刊》曾专文对新建的川大化工实验工厂这样描述：“临锦江，有航速之便，共有厂房294间，建筑为坚牢的砖石钢骨工程，可分为四区，即白药间、水塔区、中山院和工匠房。厂内马路纵横，塘池星布，流水潺潺，森林蔚蔚，中心区有巍峨之水塔，可收锦城全景于眼底……该厂之建设对西南化学工业之建设颇有贡献，国家民生益有所补益，校方成立一设计委员会，集本校化学大师于一堂，由张汉良先生任召集人，拟成方案甚多。” 学校实习工厂的设立不仅有益于学校完善学科建设，更能使学生拥有条件较好的能够学以致用的实习基地和实验场所。
学校迁建扩张大大改善了学校教学环境。时人曾对川大新校区优美的环境进行了这样描绘：“新校址濒锦江南岸，负郭面流，土地平旷。校舍建筑样式，采用中西合璧，质料坚实，巍峨雄壮。锦江绕流于前，帆樯往来，沙鸥明灭。四周农田菜圃环绕，花木成林。江畔垂柳依依，倒影水中，江天为之生色。望江楼在其附近，为蓉首胜之区，青年学子，作息其间，对于身心上之进益，诚非浅鲜。”稳定良好的教育学习环境成为国立四川大学优越办学条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吸引众多学子来此求学，也如筑巢引凤般引得许多名师宿儒任教川大，至1949年有包括向楚、吴宓、钱穆、赵少咸、金尤史、谢文炳、冯汉骥、蒙文通、毛坤、彭迪先、吴大任、柯召、李光涛、刘为涛、陈秉良、何玉昆、邓胥功等多位专家学者在内的167名专任教授，教职工总数达1038人。成都当时的报刊对学校迁校建设的成果也进行了充满诗意的描述：“在望江楼附近的平原上，作为川大的新校舍，是非常够格的，她既具有乡野的风况，又有都市的优势。......新春的时节里，一排排的树木，一厢厢的花草，发出新鲜的嫩芽，夹着平坦广阔的道路，纵横罗列，俨然是一幅美丽的图画。生活在这优秀的景色里，会使你精神愉快，会使你心灵和怡，会使你在安详中兴奋起来。......因此，川大为最安静之读书环境，实非过甚其词。”
（二）国立四川大学的迁建促进了成都城市发展
国立四川大学的搬迁及建设不仅对于学校本身是一场决定前途命运的大事，对整个成都市的城市房地产开发和城市建设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国立四川大学校址搬迁建设及房地产管理的案例，在民国时期全国高校迁校建设的案例中极具代表性，同时也是影响城市房地产管理及发展的重要工程项目，对于推动近代成都城市开发建设，特别是推动城市的文化教育发展尤为重要。
国立四川大学在望江楼附近的扩张建设使几年前还被视为荒郊野地的成都东南郊逐渐发展成为文化昌明的都市。学校新址位于成都东南郊，在学校迁建开发计划落定之前除有纪念唐代女诗人薛涛的古迹外，周围多是荒坟田亩。
学校的迁建拉动了城市周边土地价值的增长。而在这一基础上，更推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几乎与川大望江楼校区建设同步，四川省和成都市政府制定了国立四川大学望江楼新校区和华西协合大学之间建设成都“新村”的计划。成都“新村”一期项目“北临锦江南岸，南抵小西天一带，东至安顺桥，征地面积为746.359营造亩，约0.5平方千米。”作为近代成都房地产管理中的重大项目，体现了当时的省市政府对于这一地区房地开发的信心，其中周边两所重要高校的影响不言而喻。
在20世纪30年代城市设计热潮兴盛之时，为解决成都城市发展问题，按照城市设计专家陈乐桥的“都市计划”合理规划城市布局计，四川省政府和成都市政府对于未来成都市区的城市布局与建设进行了最初规划：“城区内及城东牛市口、沙河铺一带划为商业区；城区北边以火车站为中心，附近一带划为工业区；城区内南边划为居住区；城东南华西坝至九眼桥一带规划为文化区。”作为这一计划最初的重要实践，除了由四川省政府和成都市政府主持进行的成都“新村”建设项目外，就是国立四川大学的搬迁和望江楼校区的开发建设了。
从1937年7月国立四川大学成立“四川省政府办理川大迁移校地委员会”开始，到1947年前后川大在借拨兵工厂、白药厂房产基础上建设工学院和理学院，征购建国纸厂建设新生院，接收头瓦窑的军毯厂等，国立四川大学陆续完成了望江楼附近2000亩土地的征地工作，校园建设亦同步进行，此时的川大初具了“万人大学”的建校规模，加之毗邻的西南地区最大的教会学校——华西协合大学，在城南华西坝拥有大片土地和建筑宏大典雅的校舍。抗战爆发后，更有金陵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燕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私立东吴大学等多所国内著名高校先后迁至成都，它们多借用华西协和大学的校舍、教学医院、实验室及图书设备等，与华西协和大学合作办学。这些内迁的国内高校与华西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等学校齐聚一堂，在成都南郊华西坝到东南郊九眼桥一带形成了全国著名的大学文化教育区，新的文化区的出现不仅使成都城市建设突破了城垣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实现着陈乐桥心目中“建设新成都的都市计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