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回顾和总结过去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时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这说明中国生态治理在不断探索中取得了一系列治理成效，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构建了生态治理新模式，擘画出美丽中国的生态图景。

1.行动指向：建设“美丽中国”目标稳步推进

中国正全面开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承诺在2030年完成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为建设美丽世界践行中国行动。自生态治理理念提出以来，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高，治理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2022年北京冬奥会“绿色冬奥”的成功实践更是展示了中国的生态名片，进一步推进了“美丽中国”建设的生态蓝图。

第一，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提高。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历程从“三废治理”到重点污染城市治理，再到“三河二湖二区一市一海”，从三大行动计划到污染防治攻坚战，再到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中国在生态保护发展中取得了一系列治理成效，污染物总量逐步削减，环境质量逐步改善。“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由2015年的46微克/立方米降至2021年的30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7.5%，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工业、农业、生活污染源和水生态系统整治加快推进，饮用水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污染严重水体和不达标水体显著减少，2021年全国地表水水质优良断面比例达到84.9%。”生态永续发展成效初步体现，生态环境的质量显著提高，大幅提升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环境的幸福度，初步实现了蓝天碧水净土的美好愿景。

第二，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有效提升。随着生态文明的“四梁八柱”制度体系逐步健全，生态环境的治理能力稳步提升。数字经济时代下，中国利用网络和新媒体平台开通了反映和表达问题的公众渠道，加大了信息公开的透明度。通过对环保工作的开展与成效进行公示，推动了各项举措落实落地，将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摆到了更高位置。通过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重点关注长江黄河流域等措施，打响了“蓝天保卫战”“污水防治战”，极大地推进了生态治理问题的解决，提高了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第三，绿色冬奥硬核彰显中国生态名片。在2022年举办的北京冬奥会中，中国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现了“绿色冬奥”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坚强决心，冬奥会全部场馆达到绿色建筑标准，将“水立方”化身为“冰立方”，采用节能与清洁能源车辆保障运输，场馆一律使用绿电供应。在坚持“绿色办奥”过程中，中国坚持“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一方面，北京冬奥会积极推动低碳技术和低碳能源应用，另一方面通过2008北京奥运会场馆遗产使用，避免重建和大肆消耗能源，从源头减少对环境对影响与消耗。北京冬奥会的“北京蓝”得到国际国内社会的一致好评，创造了特大城市污染治理的奇迹，这既是中华文明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生动诠释，也是生态治理思想在北京冬奥会的深入实践。

2.制度保障：建立“四梁八柱”的生态制度模式

随着生态文明理论的丰富，结合实践中取得的成就，生态治理现代化对生态制度提出了发展创新要求。这意味着制度建设需要建立起生态制度的“四梁八柱”，彰显生态红线、自然资源有偿、生态补偿三位一体的制度优势，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注入生机活力。

第一，划定“生态红线”的严格生态保护制度。红线作为保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具有不可僭越的威慑性。生态红线的划定是中国生态安全重要保障，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制度创新，是在坚持底线思维前提下创立的严格生态保护制度。面对我国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筑牢生态红线是生态文明治理的重要方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利用科学技术评估红线范围，形成与区域协调相对应的创新。以环境最大承载力为基准，对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地带进行划分，严控红线内部的人类活动，避免红线划定与区域规划交叉重叠形成冲突，防止过度经济建设和过度保护的极端现象。二是对生态红线保护利益补偿机制的创新。以保护红线范围内原住民的利益为前提，采用生态移民、直接补偿等方式，协调好红线内外、个体与公共的利益平衡。三是坚持整体思维和底线思维，以整体性的生态管理模式避免部门职责分散化，对生态保护设定最低限度，力求解决人类需求和环境现实之间的矛盾。

第二，落实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人靠自然界生活”，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盲目追求资本增殖而对自然资源进行无序攫取的开发利用方式不同，生态文明对因资本“普遍占有”自然而产生的人与自然的对抗性关系进行理性反思，遵循“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统一的目标旨向，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兼顾生态效益，将保护自然资源的意识觉醒转化为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优势，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逻辑。一是自然资源发展与保护并重的辩证思维方式。技术理性的胜利使自然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需要对自然资源采取“保护优先”的策略以恢复人与自然平等的地位。要打破思维定势，阐明以“绿水青山”为代价换“金山银山”的发展策略不可持续。二是将自然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以增强保护自然资源的意识自觉。我国法律规定自然资源归全民所有，自然资源的产权分离使责任主体更加明晰，资源使用者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要强化保护自然资源的责任意识，更加注重从生态维度反思自己攫取自然资源的活动方式和手段。三是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二元联动为保障。充分发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政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市场监管，改善由低成本使用自然资源而引发的浪费、过度开采等生态外部负效应。

第三，回归“自然修养”的生态补偿制度。“生态兴”与“文明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而过度消费自然资源导致的生态容量高负荷，抑制了自然界的再生能力。为避免人类文明陷入“失之难存”的窘境，构建生态文明新形态是文明永续发展的历史必然。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扎实落实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彰显了中国关于自然界生命性质和生态意蕴的态度，是促进呈现“主客二分”工具理性景观的工业文明向高扬生态理性的生态文明转向的必然举措。具体来讲，生态补偿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明晰补偿主体与受偿主体。自然界是全社会共同的财富，生态问题往往涉及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量化主体责任和受益者权益为生态补偿改革落到实处提供了发展空间。同时，权责明确、监督问责的运转方式有助于激发社会生态意识自觉、增强生态主动性。二是分类补偿、综合补偿协同推进，对国家划定的关乎生态安全重点功能区予以政策倾斜、适度加大补偿资金投入力度，助推人与自然良性互动与发展。三是践行由政府主导、市场机制联动、社会有序参与的多元生态补偿实践，政府、市场、社会多方联动助推人与自然双方互惠，彰显人与自然结成生命共同体观念的系统思维和整体观。

3.绿色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模式

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挑战迫使我们必须从工业文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线性经济转向绿色、循环、低碳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不断创新绿色技术发展方式，确保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辩证统一。

第一，坚持“生态就是经济”的绿色生产方式。绿色生产方式要求改变传统工业化生产方式，以实现经济模式的生态化转变，将生态要素逐渐融入到经济生产领域。利用好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确立了清晰合理的绿色生产方式。一是坚持循环经济，由传统单向度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反馈式发展，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以达到经济与生态双赢的目标。循环经济强调生产过程中资源的再生循环利用，提出工业生产中的“绿色供应链”模式并构建企业之间的“生态产业链”以促进生产循环。二是坚持低碳经济。绿色生产方式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具有低耗低排、再生再用的优势，成为国际共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温室气体排放居于世界前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将力争在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愿景。从过去的煤炭钢铁类高碳能源大量使用到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我国正处于能源结构转型关键期，“低碳城市”“低碳校园”“低碳交通”等词汇不断映入眼帘，可降解塑料袋、共享单车、新能源汽车成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成果。总体而言，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助推中国朝着“双碳”目标稳步前进，为实现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助力。

第二，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绿色科技作为新兴领域成为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发展的重要动力，绿色技术也日益成为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绿色技术最初被称之为“末端治理技术”，用于污染治理，其理念要求注重源头治理和过程控制。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也将绿色能源与人工智能融合起来，体现绿色技术的创新性与先进性。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手段的出现，为生态环境监测、生态治理、能源转化提供了契机。例如农业中的生态节水技术融合人工神经网络和数据通讯技术打造精准灌溉系统，实现快速检测和精量控制；创新清洁能源生产技术使用自然能源代替矿产能源；光热发电、海上风电等技术强劲增长，实现自然资源内部优势互补，构成优化的清洁能源体系。随着科学技术在绿色发展中的投入，市场环境不断优化。以绿色创新为动力促使各类能源技术创新转化，实现了资源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

4.协同治理：实现“生态善治”的生态共治模式

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保证系统内各部分有机结合，才能促进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整体性视域下的生态文明治理需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形成面向人民之治的国家善治”，实现环境从“被治”到“共治”的有效转型。

第一，超越“单维治理”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过去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中存在着“九龙治水”的沉疴旧疾。生态治理现代化主张摒弃“画地为牢”做法，树立整体协同治理理念。传统生态环境治理的单维模式，即运用政府权威对环境控制管理的模式，已经逐渐式微。生态环境特性也决定了政府、企业、民众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必然性。其中，政府由过去主要采用“命令—控制型”方式逐渐转变为采用“激励—诱导型”方式，发挥主导作用；企业需要加强源头自治、过程自治，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发展相统一；在开放性的公共治理平台中，需要畅通社会群体共同参与社会协同治理的渠道，以便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由此，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发挥各自优势和特色，建立起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自发性、内源性的良性生态秩序。中国正处于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期，在“十四五”规划的起步之年，生态治理现代化更需要持续创新，以破解环境难题，打通智慧政府和理性公众之间的沟通渠道，有效利用活力市场，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明晰政府、企业、公众等各类主体权责，畅通参与渠道，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环境治理的良好格局”，以实现生态治理效能最大化。

第二，打破“信息瓶颈”实现治理信息共享模式。数字经济时代下，更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等信息平台实现生态治理，开通反映和表达问题的公众渠道，加大信息公开的透明度，对环保工作的开展与成效进行公示，推动各项举措落实落地。一是要突破社会信息单一局限，实现社会生态治理资源精准调配。传统社会生态治理存在部门之间、区域之间信息不畅等问题，现代社会生态治理能够利用万物互联的技术优势，打通各部门、各单位之间信息壁垒，实现社会生态治理资源合理调配，避免出现分段治理、多头治理困境。二是要突破传统社会生态管理模式，实现社会生态立体化治理。通过创新生态信息共享方法，建立多元共生生态治理信息传播路径，实现不同区域之间信息实时共享，同一区域实现统一监测和信息发布，形成生态共建共享理念。三是实现生态信息“微”传播，打造贴近生态治理实际的信息共享模式。通过建构多元互动的交流平台，对错误的生态治理信息进行及时批判，澄清事实真相，确保信息准确性。生态信息治理模式不是突破党领导的“无政府”的自由治理模式，而是对党和政府生态治理模式的创新，是在党和政府统一领导下，各个地域实现资源、信息等共建共享的发展状态，将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云计算等资源相结合，使社会生态治理更加完善化科学化。

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摒弃了资本逻辑下西方国家生态治理模式的不合理性，选择从历史出发看生态发展与文明兴衰，从现实状况厘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从未来发展理解人与自然和解，从人类共同价值出发贡献了中国方案。与此同时，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创新并发展了以人民为中心、“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系统整体的方法论，构建了从法律制度、经济发展、公共治理等视域的新模式。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促使各国打破“博弈困境”，中国率先向世界证明，作为后发展国家也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在全球生态治理中，中国立足本国国情，贡献了整体系统的和谐共生思想，提出了全球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发展观，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未来的中国将始终在逆境中求发展，在反思与自省中持续创新，促使经济发展和生态发展和谐共生共存，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意识形态偏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在全球生态治理中持续做出中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