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四川大学学子，我一直以校史里的辉煌过往与杰出校友而自豪。尤其是有一张“国立四川大学”以原蜀王宫大门作校门的照片，更是让人神往母校昔日的风采。

从校史中寻觅母校芳踪得知，1931年，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大，公立四川大学，三所学校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成为当时全国最早的13所国立大学之一，在办学规模上位居全国前列。抗战期间，作为大后方，国立四川大学群贤毕至，大师云集，学术繁荣，被誉为当时的“国立十大学府”之一。

据了解，当时的校址位于成都市中心，原明蜀王宫旧址，清代贡院所在地，高大雄伟的古建筑——明远楼是学校的会议中心。我心里对当年的学长不由心生羡艳，因为那里既有皇家气派，也有学子文脉，无数杰出的川人士子就是从此地发迹走向京城的。但遗憾的是，没有见过民国时期标有四川大学具体位置的地图，心里对它的方位还是模模糊糊，脑海里难以有清晰的画面。

数年前四川日报报业集团筹办四川报业博物馆，委派我去四川省档案馆查阅一些资料。恰好我的党校同学张辉华在四川档案局任副局长，他不仅给予我许多帮助，还赠送我一套《四川省档案馆藏品荟萃》。此书分《清代档案》和《民国档案》上下两册。到手后我大致浏览了一下，觉得件件精品，样样宝贝，遂珍藏起来。

近日，我整理家中图书，又找出来重温一番。看到《民国档案》“川人抗战”一章时，一张民国成都地图映入眼帘：“敌机袭蓉被炸灾区图”。原来，1941年7月27日这一天，日本侵略者派出4批共108架轰炸机袭击成都，在市区和郊区共投下炸弹426枚，燃烧弹20枚，炸死我居民575人，炸伤、烧伤2194人，炸毁、烧毁房屋3500余间，对我成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地图中用红点标记了日机投下炸弹的街道，城市的中心区密密麻麻，惨不忍睹。

正当我对侵略者的暴行义愤填膺的时候，突然发现这张成都市区图中心有一块规整的长方形，我仔细一瞧，竟然竖排标注着“四川大学”四个字！啊，这就是1941年时四川大学在成都市区的位置！成都城是一个西南向东北倾斜的回字形，而当时的四川大学的位置跟原明蜀王宫旧址基本一致，呈正北正南的长方形，南北长，东西稍窄。长宽大约5:4的比例。北大门正对后子门街，左边叫西皇城街，右边叫东御河上街。南大门正对贡院街，左边是皮房前街，右边是东辕门街。东门外是东御河北街，东御河南街。西门外是平安桥街、马道街、西辕门街。从这个地理位置看，咱老川大可是妥妥的城市核心，寸土寸金的CBD呀！

我一边遥想国立四川大学当年的丰姿，一边感叹生不逢时，没能在这皇城贡院的校园里接上文气。我还想到，为何这个校园又没有继续保持至今呢？

查阅资料才了解到，就在全面抗战爆发的1937年上半年，时任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向当时的省政府报告，四川大学校舍一部分在原皇城贡院，一部分在南较场内，既破败又分散，管理不便，希望省政府支持搬迁到城郊重建。

当时的省政府负责人看到报告大喜，一是为重视发展四川高等教育计，二是川大搬迁后也可以腾出市中心黄金地段，今后大有商业前途。方案很快批了下来。省政府决定在望江楼附近划拨土地2000余亩，作为四川大学新校区。而且由省政府补贴66万元，先给18万元启动资金，500亩启动土地。其余款项待卖掉皇城老校区土地后逐步拨给。川大望江新校区于当年6月16日隆重动工，首批工程包括图书馆、数理馆、化学馆。这三项宏伟的工程于1943年才竣工。最后川大望江校区的面积达到了2200余亩。必须说明的是，国立四川大学曾于1939年迁往峨眉办学。1943年迁回成都时，便直接搬到了新建的望江校区。

作者简介

奉友湘，男，四川内江人。川大经济系七九级校友。高级编辑，四川省作协会员。曾任川大创新创业导师、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生导师。历任四川新闻出版领军人物，四川日报首席编辑、华西都市报常务副总编、金融投资报兼人力资源报总编辑、消费质量报总编辑、四川农村日报总编辑。著作有《远离危机》《机会是种出来的》《交子》《蜀女皇后》《蜀王全传》《苏母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