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四川国学运动，四川社会科学院谢桃坊研究员撰有《四川国学运动述评》与《四川国学运动述略》，著有《四川国学小史》可供参阅，其中皆涉及宋育仁的国学影响作为。为系统概述四川国学人物在近代国学史的应对创见，兹以宋育仁先生为个案，以之缩影再现川人在晚清民初中国时代变革与思想激荡下的学术选择。
宋育仁出生于四川富顺县（今自贡市沿滩区仙市镇大岩凼），川南地区素来文风浓郁，自汉代到清代至近现代以来多出大家，如资中王褒、眉山三苏、井研廖平、富顺刘光第、荣县赵熙、江安傅增湘、自贡李宗吾、内江张大千张善孖、乐山郭沫若、宜宾唐君毅等，而富顺因盐业兴盛，非常崇尚文化，明清两代即以才子冠甲蜀中，故而宋育仁出生在巴蜀文脉传习之地，再发愤勤学成才，抑或正是渊源于中国文脉的地方交融，观之近代国学著名人物的故里文化也多系文风教化之地，可见培植良好世风家教的重要作用。
晚清以来，四川学术重振勃发，可谓四川自文翁化蜀以来第二次较大意义的文化复兴，其中尊经书院即是主要推动力量。创办尊经书院与近代中国文化学术面对世界潮流的应对紧密相联，入蜀的张之洞乃改良派，文化教育建树甚多，所建尊经书院只是张之洞在教育成就的一个节点。尊经书院的兴办促成优秀人物不断涌现，进而改变四川近代历史进程，所聘山长以王闿运为代表，倡导经世致用，崇实尚用，以求本务实的学术风格教化蜀中英才，培养出廖平、吴之英等经学名家。宋育仁受业于此，才华出众，在书院时期就被称为宋玉转世，此后1898年又执掌尊经书院，以发扬圣道，讲求实学为办学宗旨，以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与思想体认引领尊经书院前进。同时期宋育仁还联合蜀中多位文化名士创办蜀学会，编印《蜀学丛书》及翻印西学书籍《天演论》《原富》《法意》等。
及后宋育仁经会试殿试，再入选翰林院，后参加过经济特科选拔考试，居京期间曾以献《三大礼赋》名动一时，且以《时务论》（1891年）著作引起国朝人物重视，如帝师翁同龢在光绪二十年甲午二十日（1894年2月25日）日记里写道“......宋芸子编修育仁来，伊充英法参赞，即日往上海，随龚君展轮矣，以所作《时务论》数万言见示。此人亦奇杰，惟改制度、用术数、恐能言而不能行耳。......”提及评价宋育仁为不凡之士，然宋育仁在数次居京期间，多参与政治运动与宦海浮游，未以学术研究为志业，故此时期的学术著述不多，不过也有一些文化诗作留存，在戊戌政变后，宋育仁赋闲居京，1900年避难北京西山作诗307首，后辑为《庚子秋词》等。
1894年，宋育仁经兵部尚书孙毓汶举荐担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出使欧洲。此时宋育仁对外国名家产生访学兴趣，先经日本留学书记生望月小太郎推荐结识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圣书》编者麦克斯·穆勒，后与曾广铨再次前往牛津大学拜访麦克斯·穆勒展开学术对话，期间宋育仁广泛参与东方学会等各种活动，与英国汉学家理雅各也保持文化交往，另载还与法国汉学家《红楼梦》翻译者安德烈·铎尔孟有书信往来，宋育仁的海外考察与学术经历使其成为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人物之一，归国后撰成《泰西各国采风记》（《采风记》），今成为现代名家钟叔河所编“走向世界”系列丛书书目，评价较高。
此外宋育仁作过广西学政，又当过江苏高等文科第一类学堂（即江阴南箐书院）监督，宋育仁于此完成《同文解字释例》，刊载于该校《讲学类钞》，另外1905年在该刊上发表《虞初小说》回目，此文后来触发近代史学名家顾颉刚撰写《虞初小说回目考释》，收录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
宋育仁晚年归蜀后，并未沉寂消隐，而是利用其学术影响力，1920年担任四川国学会会长，1922年创办成都《国学月刊》，在刊物中编发大量学术著作和社会时评，先后撰写《国学会讲学月刊临时增刊序》（《国学月刊》1923年第7期）、《评胡适〈国学季刊〉宣言书》（《国学月刊》1923年第16-17期）、《国学研究社讲习专门学科》（《国学月刊》1923年第17期）、《评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国学月刊》1923年第16-17-19期）等，参与当时国学话语讨论，使西南成都俨然成为近代国学运动的重镇之一。
附录：
《国学月刊》绪言
宋育仁
自曾子以来，即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庄子称内圣外王之道不明，道术将为天下裂。回头是岸，而数千年一劫尚未回头，又变本而加厉。旧政界苦于护短，旧学界苦于未闻；新学界苦于无所适从，新政界苦于无从说起。同堕苦海之中，致为潮流所荡，中流飓作，为之奈何。国学会同志发起大愿，为法布施，出《国学月刊》，分八门。此有四种特色：一于学说，则发前人所未经道；二于时论，则道国人所未及知；三艺文谈苑，均取其于国家掌故有关；四社记选言，必择其于人群心理有裨。其编辑又有一特色，各门不必一期全备，从二期起，每期只列四五门，而每门必令首尾完具，或二三期接续完成，然后更端，俾阅者满足，作一卷书观，即可分售作一卷书购。学界不可不看，讲学者尤不可不注意细看。何则？政教二纲，尽古今中外世界之事业，世道人心，皆由政治教育所造成。一，学说为政治教育事业之原母；二，今世纪政治教育世道人心确系为学说所乱，还须以学说救之；三，五洲今日同一糜烂现象，皆由相传学说一一试行无效所致，必有破天荒之学说出焉，非吾辈学者所能戛戛独造。如指心为师，庄子已诃之于数千年，谁独且无师乎？未师成心而有是非，更进而加以鄙薄不屑置词曰：无以异乎谷音，蛋中将出之雏，啾啐作声云尔。必也返求之中国圣人内圣外王之道矣。本报抱定宗旨，述先圣先师之言，非从己出。欧美成专门有用之学，皆成于学会，非成于学校。学校之专门，尚属专门之普通，出学校再由学会讲求增进，始成专门之专门；有高深之学理，始能支配浅近之教科；有精微之理论，始能发生国家学、政治学专家之之学业事业。此西人所恒言，奈何吾人充耳不闻也！彼谓学者为世界之主人，而旧译误为学生当之。今新译渐开通，宜若知其谬误，而察其所趋，似尚知而未知也，惟广学校，增学费，学生多之是求，而不问校长、教员之学业何如也。是所厚望于有学者与讲学家，姑且降心思“学，然后知不足”之一言，澄心而进加研究，与学会互助切磋，则以此为发轫乎？（国学月刊》192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