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再居成都，广搜巴蜀著作，办《蜀学报》电子报，撰《蜀十叹》四言句，叹云“振兴蜀学，何以为之”。2003年底离蓉赴沪工作，视野为之大大拓展，次年由沪回川辗转至京。寓京近十年间，坚持搜集蜀学文献和跟踪蜀学动态，始终无从弘扬机会，直到2011年进入某研究机构，才得以完成蜀学访谈及写作多篇文章。回顾本人关注蜀学及蜀学研究之路，兹有杂议如下：

蜀学多以蜀中之学称谓，即蜀中地域学术和四川人物研究及事传。我认为诚如“苏轼之学”被称为“苏氏蜀学”，历代在川出川的蜀人之作皆可称为蜀人之学，各因其才识见著于世，成为蜀人的独特个性。

蜀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其以巴蜀文化为丰富土壤，孕育而出的蜀学内容极为丰富庞杂，正是四川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科技人文等促成蜀学不同他地。此外，历代都有蜀学人物的倡导声音，这是值得保持的蜀学传统精神之一。

今天地域之学繁荣兴盛，在清末民初也出现过湘学会、闽学会、蜀学会等。应对当今新形态，蜀学应该不只是弘扬旧绩，更需要新人新作，其变革之路必是充分利用科学文明，融合中西文化，将现代学术视野引入研究领域，作为文化学者而言，既能研究国故思接古今，又能瞩目全球视通中外。

《巴蜀全书》工程（编纂组设在四川大学）可谓当代文化盛举，明有杨慎，清有李调元，民国有谢无量、傅增湘等，皆是蜀学的重要整理者。蜀学典籍的汇集展示，体现着蜀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需要普及走向大众，让公民能够参与建设，并提供相关资料襄助，如私家日记、回忆录、家语等。

而研究传播蜀学必须要有大量人物才能实现，历代学者多有蜀学研究文作，近代如李宗吾、蒙文通、刘咸炘、谢无量、甘大文等，现代则有胡昭曦、谢桃坊、舒大刚、谭继和、粟品孝等。此外寓居蜀中人物的大量著作亦是极有价值。反观今日许多蜀中人物的行识作为可谓无声感化，如樊建川的博物聚落，谭继和、祁和晖夫妇的巴蜀研究，以及文化新世家与民间传承者的不懈努力。我认为：蜀学只有勇于面对挑战，代有新作，续出英才，方可促使蜀学再兴，从而对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再有新贡献。